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全面二孩放开，去杠杆不断加码……这些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将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与此同时，一些突发社会事件也成为新闻热点，进入公共视野，引发大规模讨论。在国际舞台上，美国重回单边主义并制定减税政策，邻国印度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或将对中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AI技术的突飞猛进重燃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同时也带来了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考古遗传学的突破或许能一举解决中国人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与现实生活更加密切的是，手机支付刚提出没几年，无现金社会已悄然形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从不担心未来，它到来得足够快。”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的《MEMO2017(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编选的memo主要来自2017年《周刊》中发表的文章，主要分为国内、国际和未来生活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三个专题和一个memo more。

    《三联生活周刊》是当今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闻、文化类媒体。其前身为邹韬奋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生活周刊》；1995年在此传统基础上创刊，以独特的视角、深度的思考和一贯秉持的人文情怀，为读者忠实记录着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变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的《MEMO2017（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汇编了《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重要报道而成。

下一站，雄安：新区的梦想与挑战
  雄安新区的多重使命
  土地制度，深圳到雄安的探索轮回
  新区的挑战
  畿辅逻辑：河北省际政治经济学的演化
踏准财富节点：去杠杆时代的理财之道
  去杠杆持续加码
  去杠杆时代的资产配置
  寻找A股中的“漂亮50”
全面二孩：35年独生子女时代结束
  生育二孩：你准备好了吗？
  二孩婴儿潮：被挑战的医疗资源
  二孩养育成本，谁来与母亲共担？
  这次迟来的婴儿潮，还能“喷”几年？
Memo more…
  杭州保姆纵火案：消失的三小时
  信任危机中的幼儿园：重建爱与安全
  禁煤区：蓝天与煤、电、气的博弈
  江歌案：三个留学生的命运交织
  疏解北京，功能还是人口？
特朗普执政第一年
  减税：对中国的影响
  单边主义归来：特朗普的耶路撒冷棋局
  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后
  “通俄门”发酵，特朗普政府裂痕初现
这一次，印度转型？
  莫迪与他的“第三印度”蓝图
  印度经济的转型方式
  谁为印度解渴？
  印巴分治再审视
叙利亚2017：战争与和平
  停火已至，和平无期
  现代叙利亚的缔造
Memo more…
  夏洛茨维尔事件：种族主义的幽灵在美国游荡
  抗议声中“普京模式”陷入慢性衰竭
  马克龙：法国梦最后的机会
  加泰罗尼亚：双输的赌博
中国人从哪里来？来自DNA的证据
  解读生命之书
  古人的遗言
身体与城市：未来医学
  与微生物同行
  “升糖”的城市
  跨境医疗与产业之思
宇宙、科技与想象：未来考古学
  银河系与太阳系，还有我们自身：
  与未来一道而来的危险
  人类，那些不可思议的创造以及代价
  人工智能的刹车何时失灵？
Memo more…
  《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
  《摔跤吧!爸爸》：我们向印度电影学什么？
  中国网剧，撬动影视行业的第二次变革
  新零售的机遇与挑战
  “无现金社会”正大踏步而来

    十年前，美国《纽约时报》曾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报业的生与死》，探讨新媒体对报业的冲击。近几年，尤其是近一两年，新媒体对国内许多报刊造成的不仅仅是冲击，而是真正的生死体验。刚刚转过年，又有不少报纸宣布停办。对包括《三联生活周刊》在内的传统媒体而言，严冬不会轻易过去，而且还在加剧。不过，尽管不得不随时做出一些改变，《三联生活周刊》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办刊宗旨，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提供一个有深度的思考。尤其要向读者诸君表示感谢的是，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下，《三联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不仅未出现断崖式崩塌，而且订阅量还稳中有升。
    与此前各年一样，《Memo2017》汇编《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重要报道而成。去年周刊制订了一个新的发展愿景，即聚合文化与生活，贯通中国与世界，具体就是“文化自信养成，生活方式提升，以全球为格局重塑价值观”，2017年，周刊就是在保持原有特色的情况下围绕着这一愿景布局的。2017年对我国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出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举措。新区雄安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式伟大梦想，当然这一梦想要想实现也面临诸多的挑战；与此相应，北京的一些新规如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自然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作为一本以文化和生活为主旨的非政治性刊物，《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和解读意在从多角度提供思考，权供资鉴。也与刊物的风格和传统有关，财经也是刊物的重点栏目，有过多篇报道，分析了去杠杆时代资产配置状况，力求找准这一让人有些看不懂的时代的理财之道。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期盼已久的好事，但是生育二孩会在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诸多问题，我们个人和国家、社会做好准备了吗？
    在国际方面，2017年同样是不平凡的一年。暴恐、难民事件仍在发酵，而特朗普出人意料获胜后执政第一年种种让人见怪不怪的政策，不仅影响到美国自身，也对中国、俄国和世界大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政策甚至可能对世界环境的治理带来动荡，尤其是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都去一线进行了采访，这些报道反映了周刊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动荡不安的世界还有多个热点，如叙利亚问题，停火已至，和平仍遥遥无期；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对欧洲的价值观和国家理念形成重大挑战。南亚既是我国的近邻，也是影响世界的一大因素，今年周刊重点关注了印度的转型。
    2016年周刊特别关注了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李世石在围棋对奕中惨败给AlphaGo这一事件显现的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2017年继续对此予以关注，并重点讨论了未来医学和跨境医疗；介绍了人类对外星尤其是银河系和太阳系的新认识，关注了人类未来的命运。与此相关，周刊重点报道了中国人从何处来这一与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品《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无现金社会正在向我们大踏步走来，新零售格局初具；网剧正在逼迫中国影视业进行第二次变革。中国将发展到何种程度，世界将呈现什么样的新格局，让我们拭目以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7年12月

    马里兰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丁成日用“水坝”来比喻北京人口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假设有一个100米的水坝，水库水面为50米，有一个闸门放水，大坝的泄水量好比流入北京的人口。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也加大了城市间的差别，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在加大，这相当于水库的水面在不断地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制度、住房制度改革极大地弱化了改革前城市人口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结果已经无法通过直接的户籍制度来控制北京人口，转而提出“以屋管人”“以业管人”的间接措施，相当于放水的闸门在不断地松动，导致泄水量加大；而且，国家整体发展趋势也在不断释放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以户籍制度改革、高考移民门槛的松动、事业单位改革为代表，好比国家为了发展加大了闸门口径。在这种隋形下，要求大坝的守护人员不准泄水，如何能够做得到呢？
    北京这30年间进行人口控制和城市疏解的理论依据之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即发展应该受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而城市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也认为，城市效用函数和城市规模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最优规模”，它取决于城市规模正反两个相应的相互对比。在现实中，正面效应主要是城市的集聚效应，负面效应则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昂、基础设施不足等。经济集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最终，只有当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据此理论，在城市跨越最优规模拐点的时候，就应该去控制。
    然而城市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最优规模”。事实上，如果把规模经济递增的因素考虑进去，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大伦敦”规划的操盘手、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划学院教授彼得·霍尔指出，一种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正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出现。同样高度集权化的“超级首都”东京可以作为北京的一个参照系。早在1946年，东京的城市设计者就开始担忧一个超大城市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城市病——“集聚不经济”的典型表现——对东京来说也并不新鲜。前后几版规划可见思路演变：一开始的做法是限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以绿带来限制都市蔓延，随后则是给城市扩容，建新城来疏解功能。直到1976年规划意识到了东京一极独大的问题，开始强调在都市圈内应该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各有分工但是又相对独立，此后的30多年这种“分散型多心多核”模式一直是东京首都圈规划的原则，而最近几年“迁都”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而与亚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不同，这次设立雄安新区的一个目的，并不是“迁都”，而是反向为之，让“北京”离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的首都功能，在2014年被确立为四大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并未提及经济中心。但是，与其他“超级首都”不同，特别是与那些后工业化城市不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一直在事实上叠加在一起。由于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心城区的持续累积，多种功能在空间上抱团，形成了中心城区高密度、高强度的集聚格局。由此，北京既面临着类似发达国家首都城市的“功能转型”，也面临着类似发展中国家首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环境压力加大的双重挑战。
    可以说，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最有效方案，就是形成一个强大的反磁力中心。在北京“世界城市”的雄心下，首都功能的叠加、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模式的转型，都一步步加强着它的虹吸作用。因此，亟待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雄安新区的内在动力。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为，过去北京的各种功能都像“滚刀肉”一样全搅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建卫星城还是新城，都还是在把“大饼”往外摊，城区的压力继续增加。“如同一个人变胖了，心脏的压力会恶化。现在要另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缓解心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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