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世纪50年代，14万转业官兵开赴“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的北大荒，为饥饿的共和国“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60年代，全国17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54万知青来到北大荒。到了70年代末，95.5%的知青返城了，80万知青留了下来，其中有两万来人留在北大荒，被称之为“留守北大荒的知青”。
    今年正值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留守知青年纪大的已年过古稀，年纪小的也将近花甲，朱晓军，杨丽萍著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一书，作者从采访过的数百位对象中选出十几位有代表性的知青，这十几条命运的曲线构成了十几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述说着从下乡到坚守的过往岁月。北大荒留守知青用50年的生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的坐标，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懂得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承诺，什么叫人生……

内容提要

  

    朱晓军，杨丽萍著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真实记录了多位至今留守北大荒的知青们复杂而曲折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客观展现了“留守知青”们对于北大荒土地与人情无法割舍的热爱与羁绊。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们，他们身份、学历、遭遇各不相同，在可以返城的时候，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都市生活，选择“留守”这片承载着他们最美好的青春、最不舍的记忆。

引言  集结号永远不会再吹响
一辈子想要干点事业，两个人必须志同道合——胡国华、孙立文夫妇
四口人凑在一起，也算一个家——汪旺有
我的婚姻是被别人说出来的——苏桂兰
不考大学是不想欠你的情——韦建华
我就想有个家，有个热炕头——陈桂花
自己要下乡的“将军女儿”——黄丽萍
我和“哑伴”的默默相守——刘艳杰
这四十多年，我总共回去九趟——居鸿昌
失恋让我铁了心离开上海——裴磊
今夜我不是想家，是想起你两鬓的白发——张玉林
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周军岳、于延尔夫妇
这里重情重义，我不会离开——孙绩威
给别人办返城，我却没想过落叶要归根——沈瑞忠
北大荒让我多活了这20年——李乃利
想家想得掉眼泪，我也不能走——张春娟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葛柏林、林莉夫妇
后记  北大荒让我找到失去的岁月

前言

  

    引言  集结号永远不会再吹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史上一桩大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引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共和国发出的第三次上山下乡号召，第一次在1955年12月，毛泽东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革”前，全国已有129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最新指示下达后，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且高潮迭起，于是有了“知青”这一称谓。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带来巨大、深远的影响。1955年以降，全国有1776万知青奔向“广阔天地”，其中有一大批下乡到北大荒。
    何为北大荒？“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大荒”即东北的北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荒”像冰架不断缩小，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剩黑龙江北部的嫩江流域、三江平原与黑龙江中下游，即东经123o至134o，北纬44o至50o，面积5.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地区的1.5倍，以色列的2.2倍，新加坡的76.9倍。这是世界上一块稀有的黑土地，世上最珍贵的土壤资源。全球这样的黑土带仅三块：一块在欧洲——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一块在美洲——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在亚洲——中国的东北角。
    20世纪50年代，14万转业官兵开赴“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的北大荒，为饥饿的共和国“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在这些老兵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者128人、特等功荣立者408人、立大功者2929人，其中有“孤胆机智英雄”、荣立11次大功的李国富，电影《渡江侦察记》原型之一、12次战功荣立者王树功。20世纪60年代，54万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踏进衰草寒烟的北大荒，屯垦戍边，保家卫国。北大荒成为黑龙江垦区的代名词。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知青大返城潮流中，95.5%的知青返城了，80万知青留了下来，其中有两万来人留在北大荒，被称之为“留守北大荒的知青”。他们是小众，绝对的小众，甚至被忽略不计。
    选择即命运。尽管“条条大道通罗马”，能否到达罗马，什么时候抵达罗马，不仅取决于执着，也取决于抉择。留下的都是什么人？为何选择这条95.5%的人放弃的路径，为何放弃与父母和家人团圆的机会，放弃朝思暮想的故乡，放弃城市资源优渥的生活，留在寒冷、偏僻、艰苦的北大荒？
    有人臆断，谁不知道北大荒跟城市没有可比性，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能走谁不走？
    上海的一位版画评论家说：“我们以为留在北大荒的上海人不是残疾的就是缺心眼的，要不就是犯错误的，否则怎么可能留下来？”
    想当年知青大返城时，北大荒犹如暴雨过后沟满壕平，大道小路都是背包罗伞、抬木箱子的、扛整袋面粉的、拎着一桶桶豆油的知青，如用“胜利大逃亡”或“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在这情景下留下来不是不容易，而是非常不容易。犹如一群群栖雁，当一只接一只飞起来，转瞬间天空黑压压一片，像片云向南飘去，要想留下起码要有王佐断臂的决绝和狠劲。大部队转移了，集结号永远不会再吹响，那个火红的知青时代终结了，睡在铺左铺右和对面铺的哥们儿、姐妹儿都走光了，整幢知青宿舍空荡荡了。北大荒沸腾、激越的旋律戛然而止，取代的是冷寂和荒凉。拖拉机扔在地里没人开，春天没人播种，秋天没人收割，学生没人教，医院没了医生和护士……
    ……
    他们已经彻底地北大荒化了，采访中听到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温州知青用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说，我们北大荒人怎样怎样的，你们城市人如何如何的。当我问：“留下来后悔过吗？”90%以上都说不后悔，天津知青苏桂兰说：“我最恨的就是知青返城，知青不走的话，我们的日子一定挺红火。知青来了以后，给这儿带来多少变化啊，现在这边的生活方式很多都是知青留下的。”她没站在个人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认为，人生而自私，这源于自私的基因。难道这块土地改变了他们自私的基因？他们说的不是假话，也不需要说假话，在后知青时代说这种假话既成为不了“扎根典型”，也得不到提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年了，留守知青年纪大的已年过古稀，年纪小的也将近花甲，可是他们还拥有一个跟年龄不相称的称谓——青年，有的已经过世，像苇草似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做食粮”。
    什么是北大荒精神？北大荒精神的内涵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有许多知青的子孙成为“荒二代”“荒三代”。他们像那些转业老兵一样为北大荒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对30年前的返城知青来说，所有的苦难和风流已酿成一杯怀旧的老酒，对留守北大荒的知青来说历史还在延续；对返城知青来说那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知青经历，对留守知青来说，他们是永远的知青。
    在写这本书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镌刻的一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留守的知青不仅是共和国知青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共和国建设的奉献者和英雄。
    在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之际，我们从采访过的数百位对象中选出19位最有代表性的知青，这19条命运的曲线构成了16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他们用50年的生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的坐标，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倾听他们的述说……

后记

  

    没想到这书会成为马拉松式创作，历时二十四载，既出乎自己的预料，也出乎别人的想象。
    第一次入荒采访时，我还不满四十岁，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老兵还在位，所有的岗位上都有知青的身影。当时还没有写书的念头，不过写几篇特稿而已。
    北大荒让我找到失去的岁月，找到一种精神力量，打那之后每年都要人荒采访一两次。采访多了，也就有了写书的想法。2000年5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靳立华回访北大荒途经哈尔滨，听说我采访不少留守知青，有意约稿，于是到寒舍小坐。
    靳社长在北大荒下过乡，对之感情深厚，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的老职工和知青，畅快淋漓。分手时，他也没提出书之事。我也没问，该采访采访，该写作写作，反正也不急于出版。
    忽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高为先生来电催稿，说已列入选题计划，2001年初要出版。我一下就慌了，屈指一算，距年底仅四五个月，11月初还要赴美国，这样就剩两三个月了。于是，起早贪黑赶写，来不及琢磨结构。
    2000年11月1日，我敲完最后一个字符，晨曦点亮天空。一夜无眠，不仅没有感到疲倦和劳累，反而有些兴奋和轻松，拎起拉杆箱去赶火车，次日要由北京飞往洛杉矶。
    2001年1月，《大荒羁旅——留守北大荒的知青》出版，社会反响不错，几十家报刊连载和节选，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可是，每当朋友谈及这部书，我就感到愧疚不安，感到对不住接受采访的知青，这部书写得过于仓促。我想继续采访，再写一部。
    2003年，我到浙江高校任教，由业界进入学界。“三十不改行，四十不学艺”，改行学艺对我是严峻挑战，于是乎教学科研忙得不亦乐乎，重写知青的想法只得搁下。
    2007年，我终于有了喘息之机，又背起背包去北大荒采访了。2008年，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表四十周年时，我的《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四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发表在《北京文学》2008年第11期，被《北京青年报》等数十家媒体转载，入选“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最后的家园——北大荒患有精神病知青纪实》发表在《中国作家》2011年12期。这期间又创作了两部时效性较强的长篇报告文学，知青创作项目又一次搁浅，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不过，有时暑假去北大荒，对部分知青进行了跟踪采访，如周军岳、葛柏林、陈桂花、居鸿昌等，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次完整丰满。
    2017年，这一项目再次启动，并入选杭州市文化精品工程项目和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项目。这时，我发现问题严峻，连续二十多年的采访，素材与资料多达数百万字，有相当一部分采访录音委托速记公司整理后没及时校核，部分知青距上次采访时隔数年，甚至二十多年，还需要补充采访，了解近况，想在一年完成困难重重。这时，跟我合著过《快递中国》的杨丽萍主动帮忙。她听了二三百小时的采访录音，对整理出来的文字进行逐一校核，同时又补充采访百余小时。 杨丽萍将梳理好的录音文字发过来时，我发现像陈桂花、居鸿昌、汪旺有等知青的语言很有个性，读起来鲜活而接地气，于是产生创作口述实录文学之念。“口述实录文学是20世纪后半叶诞生于世界文坛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口述实录文学该怎么做，对我和杨丽萍是一挑战。好在我二十多年前就对这一文体产生了兴趣，读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张辛欣与桑晔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等作品，还指导过创意写作班的学生创作过《大四女生》。 要不要真名实姓？我查阅已出版的口述实录文学，全都是化名。化名可以给创作者提供便利，减少许多麻烦，不过真实性与史料性锐减，我和杨丽萍商定后决定采取真名实姓。 多数知青跟踪采访二十多年，由于处境不同、心境不同，有些说法前后矛盾，怎么处理？我认为这是一种多维度的真实，不可回避，即使一次采访创作的口述实录文学，也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人本身就是矛盾体，有些感觉和看法不仅会像初一和十五的月亮大有不同，会随着当事人的变化而变化。 真实性与可读性，又是一对矛盾。照本宣科，不加改动自然是真实，不过那只不过是采访素材而已，拖沓、哕唆、没有节奏感，没有因果关系链，也没有文学性，可读性锐减。于是，我们决定将采访对象实话实录，保留每位口述者独特的语言风格，然后将“原话”按文学需求进行重组，以确保既真实又文学。不过，工作量巨大，可谓在真实的石头上雕塑，艰辛而烦琐，不过却尽最大可能保证了真实性，增强了可读性。 要不要给采访对象核实，这又是一个矛盾。请采访对象核实，利是可以纠正文字整理的失误，弊是由于不同时期的采访，处境与心态的变迁，有可能会提出将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讲述的认识与感受、情节或细节更改，这样就失去了多维度的真实。考虑再三，我们决定将有可能导致当事人尴尬，带来烦恼之处删除，除个别人之外，不再请当事人过目。在此，我们深表歉意。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和师长的帮助，如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杨晓升、副主编师力斌，《当代》杂志社社长杨新岚，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靳立华、《大荒羁旅》一书的责编高为，还有北大荒的朋友，原《农垦日报》副总编吴继善、建三江垦区工会原副主席林柏和、北大荒作家刘加祥、红兴隆管理局史志办原主任褚建平、浓江农场土地局原局长陈宽峰，以及我的学生勤得利农场宣传部长刘作信等，还有浙江理工大学博物馆馆长葛建刚、史量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陈改玲等领导和朋友，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杨丽萍在关键时刻鼎力相助，承担大量、琐碎的素材梳理工作，并创作出高水平、高质量的一稿，没有她的帮助，这一项目也许像过去那样无期限拖延下去；感谢我的夫人梁春芳教授，她不仅提出富有创意的建议，还承担了书稿的编校工作。 最后，对凤凰出版集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汪修荣总编，以及本书责编孙茜表示衷心感谢，他们为这部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专业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朱晓军 2018年6月于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