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
    茶馆老板王利发一心想让父亲的茶馆兴旺起来，为此他八方应酬，严酷的现实却使他每每被嘲弄，最终被冷酷无情的社会吞没；经常出入茶馆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从雄心勃勃搞实业救国到破产；豪爽的八旗子弟常四爷在清朝灭亡以后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剧中故事全部发生在北京城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汇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老舍著的《茶馆》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期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通过一个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出场人物近50人，人物性格鲜明。通过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
    ——曹禺
    我认为《茶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好的作品。作品的特点就是不煽情，语言平实、口语化，却能表达深刻的感情，能让人落泪。
    ——王蒙
    全剧的文字并不多，就写了五十年，七十多个人物，精练的程度惊人。
    ——陈白尘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历任北平市立十七小学校长，京师学务局北郊劝学所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师，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山东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1946年赴美讲学，1949年回国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其“人民艺术家”称号。著有《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附录
《龙须沟》

    如果只给你三万字的篇幅，却要让你去表现从戊戌变法到抗战胜利之后这五十年间复杂变幻的中国历史，其中还要写出七十多个人物、其中五十多人要有台词并包含大量精准的历史细节，那么，你一定会感觉异常苦恼—这要求实在是太高了。然而，老舍却在1957 年《收获》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满分作文”，这便是现代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茶馆》。
    老舍能以这么精炼的篇幅来承载如此巨大的容量，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选择了茶馆这个“旧社会的活动中心”来映现社会变迁。区区一个裕泰茶馆的兴衰固然微不足道，却可由此透视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城的时代风貌，从“西直门的德泰，北新桥的广泰，鼓楼前的天泰，这些大茶馆全先后脚儿关了门”的大茶馆衰亡史中，我们能看到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风习的悄然变动。一个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轮番登场的茶馆，的确是一个史诗级剧本的绝佳视角。
    其实，在《茶馆》诞生之前，老舍先生曾创作了一部与《茶馆》主要人物非常相似的三幕剧《秦氏三兄弟》。然而，当老舍把《秦氏三兄弟》念给曹禺、焦菊隐等大剧作家、著名导演听之后，大家却认为此剧的第一幕第二场，即以北京裕泰大茶馆为场景的戏最吸引人，提议老舍可以以“茶馆”为中心重写一部剧。这个极富眼光的建议被老舍先生欣然接受，很快他便交出了这份精彩答卷。可以说，曹禺等人以其敏锐的艺术眼光，让老舍回归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老北京日常生活氛围中，让老舍几十年来的文学积累派上了用场。
    细读《茶馆》，会发现这部1957 年发表的三幕剧与此前老舍小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脉络绵延。在《茶馆》中我们能读到两个兵打算合娶一个老婆的荒唐事，其实这是老舍对1934 年的短篇小说《也是三角》中事件的沿袭；能听到王利发向宋恩子交代为何把公寓租给学生的理由，从中嗅到几分《赵子曰》中天台公寓的味道；看见长大成人后的康大力“两只大手，两只大脚”的形象与《骆驼祥子》的主人公祥子非常相似；而小刘麻子、小唐铁嘴的说话办事则与老舍此前讽刺过的浮滑少年赵子曰、张天真等人神情逼肖；《四世同堂》中小妞儿挨饿的景象再度上演：王利发的孙女小花同样也是吃不上一碗热汤面……可以说，《茶馆》搭建在老舍底座极高的小说世界之上，调动了作家有关情节、人物、场景诸多方面的厚实积累与精准感觉，从而达到三言两语便写活一个人物的效果。
    评论家曾指出，《茶馆》仿佛“三组风俗画”，再现了三个时代北京市民生活的日常景象，有一种以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图卷来映现社会变动的史诗效果。但更令人钦佩的，却是这幅宏大画卷中展现出的细部描摹的功力。尽管《茶馆》反映的社会面极广： 从宫廷宦官、民族资本家到一贫如洗的乡妇、老人都能兼顾，颇具人物浮雕群像的恢宏感，但在历史细节方面又毫不含糊。从松二爷与常四爷“茶沏好”后“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并同时说“您喝这个”的动作、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一百多年前茶馆中喝茶的特定礼仪；从第二幕松二爷再见王利发时连连问好：“王掌柜，你好？太太好？少爷好？生意好？”读者领略到民国初期熟人见面相互问安的淳厚风俗；第二幕开场时，作者以王利发妻子王淑芬“梳时行的圆髻”与跑堂的李三“带着小辫儿”两位人物的发型细节，暗示出民国初期北京刚从帝制挣脱却又新旧并存的时代氛围。
    《茶馆》笔触可谓细致入微，这一点需要读者耐心咀嚼。为了表现清末民不聊生的社会景况，作者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康顺子被父亲康六卖给太监当媳妇的悲惨事件，然而细心读者不难发现，这样卖儿鬻女的情形在《茶馆》中其实不止上演了一次：与康六与康顺子父女相对照的，第一幕中还有乡妇与小妞母女的故事，二者差异之处仅在前者交易最终完成、后者暂未实现而已；第二幕中又通过康大力自述“我可不记得我爸爸是在哪里卖了我的”，侧写康大力一岁便被卖给庞太监做养子的辛酸往事。三桩买卖之举，将京郊贫民其贫到骨的凄凉景况刻画殆尽，其间虚与实、详与略、正面与侧写的参差对照，让读者惊觉《茶馆》中并无闲笔的丰厚含量。
    由于老舍是旗人，亲身经历过《茶馆》中的时代，他对社会大变动中旗人的境遇体察格外深刻，这种源自民族身份的隐痛也在人物台词中有着曲折表述。如果不了解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 也许会对松二爷“谁愿意瞪着眼睛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的说法颇感隔膜，也不会对临近剧终处常四爷所言，“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到底描述的是何种情形无从设想，但倘若了解辛亥革命后普通旗人因清廷被推翻而失去八旗津贴的生活来源，社会地位卑微、备受歧视打压的凄凉境遇，就会理解为何常四爷日夜期盼的社会图景是“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知晓这种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唤背后的血泪分量。
    倘若能体会作者心细如发的工笔描摹，便会对《茶馆》中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的性格有着全面把握。《茶馆》中人物众多，每个人的台词不可能长篇大论，只能是画龙点睛。像马五爷这样的配角，老舍做到了只用一两句话便迅速凸显其性格特征，之后便令其退场；但对于唐铁嘴这样贯穿型的人物，则通过一系列具有连贯意义的语言与动作，日久见人心般慢慢浮现人物性格。唐铁嘴刚一出场，观众或许无法一下子洞察其“吝啬鬼”特征，但当这个人物穿着“绸子的夹袍”再度登场时，王利发说：“这十多年了，你白喝过我多少碗茶？你自己算算！你现在混得不错，你想着还我茶钱没有？”唐铁嘴一面嘴硬，说道“那一共才有几个钱呢”；一面却又“搭讪着往外走”，与此同时还白拿了报童一张报，这便用长线之法活画出唐铁嘴只耍嘴皮子、一毛不拔，乃至顺手牵羊的小人嘴脸。之后，小唐铁嘴面对车当当要求“照顾照顾”生意，只是“不语”，更是极简明地形容出这对父子世袭的悭吝。
    老舍用一支为他所见到的时代“立此存照”的史笔，形象地呈现了人和时代的关系。茶馆掌柜的王利发则是老舍笔下普通民众的典型形象。用王利发妻子王淑芬的话来说：“人家给咱们改了民国，咱们还能不随着走吗？”“随着走”三个字，概括出王利发式的普通百姓面对历史洪流，只求随遇而安、只盼“没灾没病”的“顺民”心态。这样的普通百姓也许并无什么一技之长， 用王利发着急上火时候的话来说：“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但在他们身上又时时闪现着生存的智慧：他守住了父亲的产业，尽力改良，在别家大茶馆纷纷歇业之际，仍能继续存活，苦苦支撑住一家人的生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利发是北京城普通市民的代表，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坚信“北京城是宝地”，坚持无论怎样艰难，也要“死马当活马治”， 同时修修补补，将千疮百孔的乱世人生脚踏实地地一天天延续下去。
    纵然如此，驯顺安分、“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的王利发，迎头撞上的却是一个“明天还不定是风是雨”的动荡时代。《茶馆》中两次写到的“民”与“兵”的相遇，浓缩映现出一个“尽力而为”的老好人与“老这么乱七八糟”的时代的冲突。第一次是三五个大兵闯进茶馆门口，刚拿到王利发好处的巡警提示掌柜的多掏钞票，达到了“退兵”效果；第二次是老林、老陈两个逃兵来到茶馆中与刘麻子商谈合娶一个媳妇的价码，巧遇“大令”进入茶馆搜捕，在特务宋恩子、吴祥子的恐吓与“启发” 下，临时指认刘麻子是逃兵，从而逃过一劫。百姓遇兵的可能性后果是令人恐惧的，但更令人恐惧的却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敲诈勒索：巡警前脚帮着王利发劝走了大兵，后脚便贪得无厌地向王利发索要报偿；林、陈二人刚躲过了抓逃兵，接下来便要被宋、吴二特务分走一半的卖命钱，后者又继续冲入公寓抓捕学生以领取津贴。比现实中的兵祸更可怕的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恐吓不安，这才真正令王利发无处容身。无论怎样求神“念佛” 或是“跺脚”咒骂，该来的毕竟还是来了。王利发们经历了从想尽千法只图活着，到临终末了骤然反思活着的意义：“我硬硬朗朗的干什么呢？”《茶馆》结尾，以茶馆主人王利发上吊、留下“好，他们来，我躲开”的谢幕辞告终。整出剧演绎的是“老好人”不断避祸却最终躲无可躲、被逼入绝境的悲剧，而王利发在全剧快结束时说出的“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 又为这出求仁不得的悲剧增添了一层弱势个体与其文明共存亡的壮举意味。
    说到底，老舍通过“人”（特别是“小人物”）来反映时代与半世纪的大事件，人物的悲欢离合与生生死死映现出历史的光怪陆离与波澜起伏，而这番对于人的命运的观察，折射出老舍对时代的批判与讽刺力度。
    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茶馆》中的“那些年代”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与王利发式的穷途末路存在天壤之别的是，《茶馆》中不乏一批活得“有滋有味”的“狗男女”。靠耍嘴皮子、算命占卜乃至帮腔作伥的唐铁嘴父子异口同声地赞美“我感谢这个年月！……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宋恩子和吴祥子把特务的“灰色大褂”变成了“铁杆庄稼”，专靠捉拿嫌犯领取津贴； 方六昧着良心坑蒙了明师傅两桌做满汉全席的家伙却不给钱，又打算用从别人处弄来的一张画儿搪塞他；庞四奶奶白拿了卖杂货的老杨两双袜子，却让买卖现洋的车当当跟他算账……令人惊奇的是，这群丑恶之人要比“自食其力”的王利发和常四爷活得顺溜多了。如果说乱世中的好人与坏人都要求生，那二者差别就在于前者“长颗人心”而后者“良心泯灭”，前者绝不“伤天害理” 而后者“谁给饭吃”便“给谁效力”—说到底，这是人禽之别。坏人得志倒映出时代的荒诞，他们的“应运而生”与“如鱼得水”不过是社会价值颠倒错乱的写真。通过描摹禽兽的发迹行踪，老舍暗藏着他的批判利刃。
    这种“啼笑皆非”又具体表现在老舍的语言中，他非常善于用令人发笑的言语叙述令人流泪的事件。《茶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语言非常口语化，带有一种纯正京腔蕴含的天然喜感。《茶馆》中的人物对白常常如同顺口溜般，有一种熟极而流畅的顺畅感与幽默味：无论李三的抱怨“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还是吴祥子的恫吓“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抑或是取电费的与小刘麻子的一番饶舌， 都达到了用极精炼的语言描述社会怪现状的效果。
    《茶馆》中的正面人物最后都获得了诸如“天生来的笨蛋” （秦仲义）、“一事无成”（常四爷）、“对不起祖师爷”（邹福远） 之类自谴式的批语；而描述秦仲义、王利发、常四爷三人再度相聚，却发现彼此人生一团糟糕、老境颓唐的凄凉景象时，则用“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多么可笑”这样的哈哈大笑来概括；描述康顺子母子被太监家扫地出门、由王淑芬收留的惨况时，又用“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进行交代，令人忍俊不禁。语言大师老舍做到了语言与事件之间的穿梭自如，幽默的语言很好地缓解并包裹了事件本身的焦灼感与严重性，这让《茶馆》分外耐人回味。
    尽管表面看来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茶馆》却有着厚重的分量，它问世六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它反复解读。我们能看到老舍写给旧时代的悼词，又能读出他基于民族身份的隐约创痛，更有一个作家对于自己最熟悉“地方”的那种寻觅与坚守。一旦涉及自己最熟悉的人物形象时，老舍总能立刻焕发出无人能及的特殊神采。《茶馆》是我们了解老舍的一把钥匙，也是从文学读解历史、关心二十世纪上半叶普通人命运的一本最方便的入门教材。
    （丁文，青年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