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阎连科，卡夫卡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得主，被认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华语文学世界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也极具争议的实力派作家。
    大家熟知的真实作家“阎连科”，真实生活中的导演顾长卫和青年作家蒋方舟等人，都成了小说故事的实在。纪实？虚构？荒诞？冷幽默？各种声音的清晰与嘈杂、多路交叉结构和张驰叙述，“从来都没有如此好读过”。
    数年沉默后的最新声，阎连科著的《速求共眠》再次彰显“阎氏写作”的滋味和奇诡，读来幽默荒诞，但最后却有一种钝痛。

内容提要

  

    阎连科的这部最新小说在“非虚构”中写得扑朔迷离，而在虚构中却写得具体实在；确定中的不确定，不可能中的可能性，给阅读带来了强烈的愉悦和趣味。那个大家熟知的真实作家“阎连科”，因为对名利、欲望的追逐，决定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叫《速求共眠》的电影，于是，真实的电影导演顾长卫和青年作家蒋方舟等人物，都成了小说故事的实在，而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又都在故事中转化为不确定的可能。而其小说中真正的主人翁李撞一家的命运，却在三十余年的历史中，生存、演变、善美、邪恶，乃至“准确飘忽”，阎连科著的《速求共眠》以多声部的结构与叙述，既寓言着我们今天对现实的忧虑和感知，又显明的显示着“阎氏小说”的真实与诡异，多变性与实在性。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炸裂志》，中篇小说《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黑猪毛自猪毛》，散文《我与父辈》《711号园》等作品。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入围2012年度法国费米那文学奖短名单、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荷、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二十多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chapter 1  闪念
chapter 2  速求共眠（一）
chapter 3  在レストラソ餐厅
chapter 4  采访
chapter 5  卷宗
chapter 6  速求共眠（二）
chapter 7  一片空白如电影中长时间的黑幕般
后记  阎连科：走向谢幕的写作

后记

  

    阎连科：走向谢幕的写作
    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的无意义。
    审美就像裸体外的纱罗，在马虎的眼里美成一首诗，而当你定睛细看之后，就只有丑陋而已。
    没有意义却还要写作，正如人活着不能不吃饭；而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作家要喂食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喂食读者的需要。
    若不写作，人就真的死了。
    然而写作，也无非是证明你还活着罢了。
    活着就是活着。在活着的今天，谈论写作的神圣是多么虚伪与奢侈。
    有的人说，我要写一本死后能做枕头的书，那是真心和真话；
    而我要说了，那就是一个笑话了。
    经常怀疑，我一生的写作，就是一场笑话吧。
    若不是到了这个年龄，热了吹风，冷了烤火，或蹲在暖气片的边上抄着袖子发呆，久而久之会觉得无聊、无聊再无聊，我就真的不再写作了。
    到了这个年龄，才知道写作在我是选错了职业。明白了，但已经没有再选择的机会了。剩下的，就是握着笔杆年迈、衰老和等死吧。而在还没有衰老前，就是吃饭、走路和让笔杆随身而动着。
    见过两次史铁生。第一次是在他家，他笑着对我说：“连科，我以为世界文学的高峰已经过去了。二十世纪的文学就是从抛物线的顶点向下滑。”
    第二次是在别人家，我抬他的轮椅上台阶，上去后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了握：“少写点！”他是笑着说的这个话，可在那笑里，有着很浓的对文学的揶揄和真诚。
    对文学，还有什么比他说的“少写点！”更有悟觉和意味深长呢?!
    到后来，我经常鹦鹉学舌地说：“世界文学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过去了。”可是说着说着，我发现问题了。我不认为世界文学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过去，后来的写作，都是抛物线的下行之滑落。
    我以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同样也是世界文学之高峰。是一个新高峰。是摆脱了十九世纪文学旧有羁绊的一个再高峰。二者孰高孰低，几无可比，如一个人姓张好还是姓李好，无可论说。
    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品无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去写人的灵魂的。而二十世纪间，多在书写人的灵魂时，更多地关注通向作家各自不同灵魂的路。拿二十世纪文学谈人的灵魂和世界之复杂，它是要输给十九世纪的；可拿十九世纪的文学谈作家那通向灵魂的路——什么叙述结构呀，腔调节奏呀，前流后派呀，创造主义呀，那十九世纪就输了。所以说，我丝毫不怀疑十九世纪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高峰，但是我还要说，二十世纪的文学又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新高峰。
    扯远了，也说得大了些。
    该说说我们自己了——忽然就发现，如果斗胆把我们的写作放在世界文学这个平台上，果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谈论小说中的灵魂，我们压根不能和十九世纪文学比；可是说每个作家那去往灵魂的路，我们又总是忙着拾人牙慧，而少有自己的创造和修路的镐。一想到此，就不免一阵心寒和惆怅——像一个乡下人精心设计、花钱费力，用几十年的时间在乡村盖了一栋足以洋洋自得的楼，可是有一天，他到城里去，才发现那高楼鳞次栉比，大胡同与小巷子，都是他家楼房的模样。而且几乎无论哪一家的哪一栋，都比他家的楼房好。 当代文学可能就是这样。 好在我们中国实在是大，人口也着实多，倘若我们不和中文以外的作品相比较，也是能找出当代作品的千好万好来。 可是怎么能够不去比较呢？哪个当代作家没有读过外国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呢？像我这种人，老实说，若论中外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比例应该为四六开。说西方文学对我们这代作家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学传统之影响，不知会不会有人骂我们是走狗和汉奸，可情况又确实是这样。 不讲这些扯秧子的话，说现在，说说我自己。 开头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无意义，我不是说中国文学无意义，而是说越来越感到我自己的写作无意义。 这个最初的无意义和越来越觉得的无意义，是从前年写作《日熄》开始的。 真的，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觉得文学的无力和无趣。在这儿，绝不是说“文以载道”好，而是说，当小说无趣到人们在茶余饭后都想不起来它的存在时，那是真的没有意义了。 想一想，今天的现实富得像是一个矿，而小说的内容却穷得只有几粒鹅卵石。 想一想，我们处在一个盛产故事的时代里，可我们的故事却只能在离开今天后的回忆中。 想一想，我们正处在现实的巨大漩涡内，可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地望，还生怕浑水湿了自己的脚。 想一想，我们以为我们的写作正在鼎盛期，可在三年五年前，或十年八年前，创作的高峰却已悄然而别，笑眯眯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狄更斯说：“世界这么大，它不仅能容下我们，也能容下别的人。”套而言之即：“文坛这么大，它容下了别的人，也容下了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我们还在写，是因为别人允许我们写。 我们还似乎很活跃，其实是我们没有关心别人的活跃，才觉得自己很活跃。 年轻的作家早就登台了，而且在舞台中央了，我们不过是左睁一只眼、右闭一只眼地佯装不知或者看不见。不是因为他们写得不好才显得我们好，而是人家关心我们的好，而我们没有关心人家的好。 现在似乎到了一代人谢幕的时候了。 虽然因为旧情的牵扯，我们还在写，但真的别忘了年轻作家已经写得很好很好了。之所以我们没有谢幕和下台，是因为中国太大，文学舞台也足够宽敞，而不是因为我们在某些很少、很短的年月里，果真一部比一部写得好。 尤其我，是真的江郎才尽、才情枯竭了。写作的难，就像超龄女人要生孩子般。 我到了一个写作的焦虑期和挣扎期。 无论焦虑和挣扎的原因是什么，每次提笔都感到有手卡在脖子上，让我呼吸不上来，使笔难以落下去。如一个人沉在水里憋气一样，倘若能够浮出水面换口气，也许还有一段距离可以游，如若换不过来气，那就只有憋死在水下边。 挣扎着。 焦虑着。 不求痛快和畅游，只求能让人换口气。　 《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就是一次尝试换气、缓气的小呼吸。 倘是生命让我缓气和换气了，那就继续努力写下去。倘是不让缓气和换气，就此搁笔，亦未可知呢。 谁知道？ 天知道。 年龄、生命、感受力和支撑力，创造力的衰退和最后一根稻草的脱手，都在警告着一代作家——或者仅仅是我自己——写作的落幕和下台。 真的甘心就此打住吗？ 重新启程的事，又哪有那么容易哦。 鲁迅说，孩子一出生，就一天天靠近着死。这么说，一个作家一落笔，他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走向写作的谢幕和下台了。 准备好了要谢幕扔掉的笔，也准备好了再次启程的努力之心。缓口气，换口气，要么重新开始，要么就此谢幕。 在走向谢幕的道路上，多半会碰到一堵走不出去的鬼打墙；可也许，命运足够好，会突然有个新舞台？ 谁知道？鬼知道！ 反正做好谢幕的准备就是了。 2017日年7月19日 于日本伊豆川端康成的脚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