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陆军主编的《大上海郊外的晚上--上海乡土题材剧作选(精)/编剧学剧之巢丛书》选编了13部主要以上海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剧作，其中沪剧6部，话剧1部，戏剧小品4部，儿童剧1部，电影剧本1部。这些作品或已被搬上舞台，或已被拍成影片，或已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从体裁到内容，各有各的样式，各有各的情致，且在当地都有一定影响。

内容提要

  

    陆军主编的《大上海郊外的晚上--上海乡土题材剧作选(精)/编剧学剧之巢丛书》为上海群众戏剧剧作选，剧本形式多样，包括话剧、戏曲、影视等，共13部作品，主要以农村、社区为生活场景，以真人真事作为故事来源，宣传正能量，主题鲜明，贴近生活，情感朴实，语言生动，人物各有性格，带着泥土芬芳。

代序
为上海群众戏剧创作颓势“号脉”
沪剧
遥遥娘家路
输不起的爱
梦中家园
塔之恋／严志东(执笔)
新喜盈门
幸福老人村
方言话剧
村官霍达
小品
捣糨糊
亲!还在吗
礼物／郁林兴
救场／朱佳乐
儿童剧
公鸡下蛋／俞月娥
电影剧本
飞越田野的梦／严雪方
陆军：从泥泞的田埂上走出的当代戏剧家
后记／陆军

前言

  

    为上海群众戏剧创作颓势“号脉”
    (代序)
    上海群众戏剧创作曾是上海戏剧的半壁江山。1978年以后，不少区县的文化馆都具有在一年之内同时推出几部大戏的艺术实力，一些充满活力的乡镇文艺工厂更是可以做到连续几年年年新戏不断，甚至还出现一个村庄或者几个家庭也能排演一部大戏的情况，如笔者创作的大型沪剧《三朵花闹婚》(原载《剧本》月刊，收入8卷本《陆军文集·戏曲卷·下》)，就创造了“两户半农户演一台大戏”的奇迹(《新民晚报》语)，并摘得上海十月剧展最佳创作演出奖的桂冠。然而，近十年来上海的群众戏剧创作逐渐出现颓势，尽管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同志也十分努力，勉强坚持守住了“十月剧展”这一品牌性的戏剧比赛活动，但戏剧的原创力已大大萎缩。为了重振上海群众戏剧创作的雄风，不久前，市文广局局长穆端正同志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座谈，分析原因，研究对策，笔者也在那次会上发了一通议论。但自觉言犹未尽，在此愿再作一些补充。
    拙见以为，上海群众戏剧创作落后于时代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领导的重视程度打了“折扣”。
    过去县、乡一级的领导，大都是群众文艺的骨干，有不少领导的成长过程是与在群众文艺活动中“吃开口饭”的经历分不开的，他们年轻时就在群众文艺的舞台上“摸、打、滚、爬”，对群众文艺有感情。试以笔者家乡为例，当时的县委书记形象俊朗，曾是主演《沙家浜》里的郭建光的“台柱子”；县长多才多艺，当过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县委副书记善于思考，文笔流畅，是每年都有戏剧作品问世的优秀业余剧作者；副县长也曾是文艺宣传队里颇具“灵气”的故事员。这些领导的口才、文思、组织协调能力的“原始积累”几乎都是在文艺宣传队里完成的，因此，他们懂得文艺除了教育、认知、娱乐等功能外，还有培养人才的作用。记得当时文化馆上演新戏，彩排或首场演出，县里领导几乎每场必到，看完演出后还要谈具体的修改意见，与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其乐融融。有这样的创作环境，群众戏剧创作的繁荣也就水到渠成了。仅笔者在文化馆工作的十来年期间，光大戏就上演了《追求》《冒尖户招亲》《瓜园里的年轻人》《小城维纳斯》《竹园曲》《三朵花闹婚》等6部，并几乎均在市级比赛中获得高奖。我家乡被誉为“戏剧之乡”，荣获“全国先进文化县”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而现在的领导学历高了，眼界宽了，“洋玩意儿”看得多了，脑子里又一直绷着“以经济为中心”这根弦，加上“大气候”的影响，群众戏剧的“边缘化”自然在所难免。
    当然，话说回来，现在的领导也比较重视社区文化，经常通过文化馆、站去组织一些文艺演出，但那些大都是艺术含量较低的自娱自乐活动。至于每年的春节团拜会演出，各区县的大型艺术节庆活动等等，则主要是依靠上海、全国甚至国外的专业演出团体来承担，本地的演出力量大体上做些无关紧要的陪衬。一来二往，既把当地观众的胃口养“刁”了，又把当地的戏剧力量的自信心打掉了，更把当地戏剧环境的力量弱化了。这种做法偶尔为之未尝不可，倘作为一种习惯，实在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了。
    二、群众戏剧创作人才严重流失。
    首先是群众戏剧创作辅导人才的流失。众所周知，艺术创作是不可能以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方式来进行组织的，但我认为，群众戏剧创作却是例外，只有靠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推动。如名闻遐迩的金山农民画，倘使没有吴彤章的悉心辅导，就不可能凭空生长出这一朵民间艺术的奇葩；同样，松江农民丝网版画要是没有朱荫能、周洪声、唐西林等一批优秀画家的倾力付出，连这一画种的创意都不可能形成。群众戏剧创作也一样。记得20世纪80年代时，市群艺馆十分重视创作，在文化局副局长杨振龙的亲自关心下，群文处的李太松、王礼滨处长都直接过问剧本创作的全过程，每年至少要组织二三次全市性的剧本创作活动。那时的群艺馆辅导力量也十分强大，老馆长方行，主持工作的馆长习文都十分懂戏，对本子提意见能一下说到点子上，令人心悦诚服。辅导部主任、人称“游击队总司令”(取“专业戏剧是正规军、业余戏剧是游击队”之意)何其美老师更是个辅导专家，他待人谦和，学养深厚，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是他能做到一切以艺术为重，敢于否定自己的一些意见，尤其赢得业余作者的尊重。还有“智多星”吴瑞康老师，“老法师”秦斌老师，再加上一些热心于群众戏剧的专业戏剧家如乔谷凡、薛允璜、缪依杭、杜冶秋、吴伯英、蓝流、阿阳等，偶尔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顾伦、陈月英、张洪志老师加盟，这支“辅导精英”力量辗转南北，经常到各区县去参加创作班，与业余作者一同住在条件简陋的招待所里，一起熬夜谈构思，一起用公共浴室，一起排队买饭，且一住就是七八天，十来天，却从来不计名利，不计报酬(没有一分辅导费)，用智慧与道义扶植了一部部戏剧作品，至今想来还令人动容。但是现在的群艺馆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一方面本身的辅导力量显得不足，虽然也配备了一些很敬业、也很有辅导经验的老师在辛勤工作，但面对新的戏剧环境，新的工作要求与工作对象，力量似嫌太单薄。另一方面，现在如果借用“外脑”，请一些专家下去，不要说十天八天，就是一天半天，没有足够的“银子”也是万万不行的。
    其次是群众戏剧剧本创作人才的严重流失。过去各区县都有一批有一定质量的编剧，现在“水土流失”甚多。大致去向不外有以下几种：一是“战略转移”。如《于无声处》的作者宗福先成了作协的专业作家；《深秋的泪痕》的作者赵化南去了上海沪剧院，现在成了电视剧创作的“大户”；《角落里的火花》的作者王俭去了北京空政话剧团，不时有佳作问世。笔者在写出《定心丸》、《田园三部曲》等剧目后回母校上戏教书，等等。人才流动，本是好事，但问题是有关部门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人的资源来继续为群众戏剧创作服务，这实在有点可惜。二是出于自然原因的“减员”，如年龄原因、健康原因等等。这本来是一种自然规律，无须大惊小怪，问题是“老的走了，新的不来”，缺乏后备力量的支持，时间一长，人才匮乏的后遗症就出来了。三是“各奔‘钱，程”。戏剧是清苦的事业，说得夸张一些，搞群众戏剧更是有点像“赔本的买卖”，所以这几年也很有一些有才华的业余编剧“下海”经商、做老板，这当然是人家个人的选择，合情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我们也不能对之说三道四，但对于队伍建设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最后是群众戏剧表导演创作人才的严重流失。一些表导演人才由于颇具能力，且容貌姣好，有的去经营娱乐场所，有的转入政府机关或大的外资企业，还有的去干新的行当如拍电视剧等等。这样一来，文化馆要排戏，只好四处借人。
    三、戏剧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过去排一个小戏，千把元钱就够了；排一台大戏，也不过是几千元钱。下去巡回演出一次，大抵可以收回成本，演出人员还可以有一些演出补贴。现在几千元连解决剧组的盒饭费用都不够用。如果要参加比赛，就一定要请专业导演，而这几年专业导演的稿酬“行情”连续看涨，排一个小品，没有一两万，人家理都不理你，再加上专业院团大制作之奢靡风气的影响，舞美、灯光、音响、服装，全都要与“专业接轨”，这样一来，一个十来分钟的小戏，没有几十万是断断不行的，倘若拿了个好一点奖项，算在政府政绩工程的账上，也是皆大欢喜；如果没得奖，那真是劳民伤财，人财两空，弄得决策者与参与者都大伤元气，久而久之，便陷入了“谈戏色变”的怪圈。创作心态变味了，要搞出好作品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如群众戏剧创作人员戏剧观念的相对滞后，知识与技术的储备不足，生活质感的优势明显减弱等等，也都是上海群众戏剧创作上不去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恕不一一展开。
    说是给上海群众戏剧创作的颓势“号脉”，当然不能光搬出一堆扫兴的话，拍拍屁股了事，所以接下来就想斗胆开几帖“草药”，看看是否有些效用。
    “草药”之一：恢复上海《小舞台》杂志(或创办类似的杂志，但必须是有国内统一刊号的那种，不是原有的群艺馆内部交流刊物《大世界》)，为群众戏剧创作人员的创作成果搭建一个正规的交流舞台。当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舞台》杂志曾培养了一大批上海乃至全国的群众戏剧创作者，如今早已停刊，上海艺术研究所的《新剧作》改为《上海艺术家》以后很少登载剧本，《上海戏剧》也主要是以理论与信息为主，因而业余剧作者的作品出路问题成了个“死结”，必须尽快解决。如果现在申请刊号有困难，不妨与《上海戏剧》联合，办一个《上海戏剧·增刊》，每年不少于6期，登剧本，也登剧评与辅导文章，未知可否？
    “草药”之二：完善上海十月剧展比赛活动，强调原创，强调发挥群众戏剧队伍本身的优势，强调“质朴戏剧”，当然也不排斥专业参与辅导，但必须经过资格审查，“验明真身”，张榜告示，并按另一类评奖标准来检验作品质量的优劣。
    “草药”之三：抓紧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引进。如在上海群众戏剧创作舞台上十分活跃的青年剧作家黄溪，本是宁波北仑区文化馆的创作人员，上戏毕业后被某区文化馆引进，几年来创作了二十多部获奖作品，话剧、戏曲、曲艺、广播剧、电影、电视剧均有喜人收获。二是培养。可以与上戏合作，在高中生中招定向的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本科班。入学前先与文化馆订协议，毕业后至少在签约的文化馆服务六至十年以上，就读期间文化馆可适当给予经济补贴，其习作可由文化馆组织排演，等等。三是进修。即对现有群众戏剧创作人员创造业务进修的机会，组织下生活(业余作者也有一个下生活的问题)，条件允许的还可组织出国观摩考察活动，以开拓视野，增强艺术素养。四是“包装”。要无私地大力推出群众戏剧创作队伍中的代表性人物，举行个人作品研讨会，正式出版业余剧作者作品专集，并在职称评定、晋级评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选等工作中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当然，上面开出的虽然是几帖“草药”，但药费也很昂贵，且熬药的功夫更是费时费力，可能还有一点“看人挑担不吃力，自上肩胛嘴一要歪”的味道，就算是一位曾经是群众戏剧创作队伍中的老兵的一派胡言，仅供决策者参考罢。

后记

  

    本书选编了13部主要以上海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剧作，其中沪剧6部，话剧1部，戏剧小品4部，儿童剧1部，电影剧本1部。这些作品或已被搬上舞台，或已被拍成影片，或已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从体裁到内容，各有各的样式，各有各的情致，且在当地都有一定影响。有意思的是，入选剧作的编剧，既有在业余戏剧园地里耕耘了几十载的老编剧，也有刚走出戏剧院校不久的科班生；他们分别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作者几乎都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编剧学践习基地，包括松江基地，崇明基地，枫泾基地以及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奉贤创作基地。
    综观而论，入选剧作有着相似的特点，即以农村、社区为生活场景，以真实的人与事为故事来源；剧作贴近生活，主题鲜明，语言生动，情感朴实，富有时代气息、生活质感与泥土芳香。一句话，剧作选既生动地用戏剧与影视方式记录了上海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事情状，也从一个侧面客观盘点了上海郊区现有业余剧作者的创作人才储备。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篇末附一访谈录，貌似有“塞私货”的嫌疑，其实不然。一是被访者曾在郊区文化馆从事戏剧创作辅导十三年，虽然后来去高校工作，但仍长期坚持农村题材戏剧的业余创作与辅导，因此，与入选作品的编剧有着相同的命运经历与创作感受；二是访谈内容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谈论乡土题材戏剧创作的，与本书的主旨相一致；三是有关本书出版的初衷，也可在访谈录中找到出处。
    末了，要特别感谢我的研究生王梓涵同学，她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编剧，已有多部作品问世。作为本书特约编辑，她工作十分投入，除了对每个剧本作必要的内容增删、细节考证与文字修订以外，还花了很多精力去做剧本格式的统一以及手写剧作的文字输入等琐事，但她却做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怨言。这一点尤其令我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