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本书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
    书中以信奉“万物有灵论”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对话的平台，自然有灵性地与人类同悲喜的动人景象比比皆是。

内容提要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漠河北极村，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现为黑龙江省作协主席。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等，散文随笔集《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三次）、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作品有英、法、目、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上部  清晨
中部  正午
下部  黄昏
尾声  半个月亮
跋  从山峦到海洋

后记

  

    跋  从山峦到海洋
    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是需要机缘的。
    首先，它必须拥有种子，种子是万物之母。其次，它缺少不了泥土。还有，它不能没有阳光的照拂、雨露的滋润以及清风的抚慰。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出现，是先有了泥土，然后才有了种子的。那片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熟悉——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少年时进山拉烧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父亲对我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皮大哈（兽皮短大衣）和狍皮靴子在山中打猎。他们喜欢骑马，喜欢喝酒，喜欢歌唱。在那片辽阔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们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地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那么地寂寞。
    我曾以为，我所看到的那些众多的林业工人、那些伐木者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而那些穿着兽皮衣服的少数民族则是天外来客。后来我才知道，当汉族人还没有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他们就繁衍生息在那片冻土上了。
    那片被世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土地在没有被开发前，森林是茂密的，动物是繁多的。那时的公路很少，铁路也没有出现。山林中的小路，大都是过着游猎生活的鄂伦春和鄂温克人开辟出来的。始于六十年代的大规模开发开始后，大批的林业工人进驻山林，运材路一条连着一条出现，铁路也修起来了。在公路和铁路上，每天呼啸而过的都是开向山外的运材汽车和火车。伐木声取代了鸟鸣，炊烟取代了云朵。其实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求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
    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伐木声虽然微弱了，但并没有止息。持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现了苍老、退化的迹象。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稀疏的林木和锐减的动物，终于使我们觉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
    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具体点说，就是那支被我们称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的、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
    有关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们从前两年的报道中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艾真寄来一份报纸．是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的一篇文章，写她如何带着绚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艾真在报纸上附言：迟子，写吧，只有你能写！她对我的生活和创作非常了解，这种期待和信任令我无比地温暖和感动，我马上给她打了电话，对她说，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也做了一些资料，但我想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写。 我其实是在等待下山定居的人的消息。我预感到，一条艰难而又自然的回归之路，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去年五月，我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一个月。有一周的时间，我是在澳洲土著人聚集的达尔文市度过的。达尔文是个清幽的海滨小城，每天吃过早饭，我会带着一本书，到海滨公园坐上一两个小时，享受着清凉的海风。在海滨公园里，我相遇最多的就是那些四肢枯细、肚子微腆、肤色黝黑的土著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坐在草地上饮酒歌唱。那低沉的歌声就像盘旋着的海鸥一样，在喧嚣的海涛声中若隐若现。当地人说，澳洲政府对土著人实行了多项优惠政策，他们有特殊的生活补贴，但他们进城以后，把那些钱都挥霍到酒馆和赌场中了，他们仍然时常回到山林的部落中，过着割舍不下的老日子。我在达尔文的街头，看见的土著人不是坐在骄阳下的公交车站的长椅前打盹儿，就是席地而坐在商业区的街道上，在画布上描画他们部落的图腾以换取微薄的收入。更有甚者，他们有的倚靠在店铺的门窗前，向往来的游人伸出乞讨的手。 …… 附记： 《额尔古纳河右岸》二稿完成后，我写了上面这篇跋，以为这部长篇就此画上一个句号了。就在此时，我接到了《收获》李小林老师的电话，她在赞赏它的同时，提出了关于叙述者“我”的形象的一些遗憾之处。于是，我把电脑打开，反复研读，觉得小林老师提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我用了十天时间，细致地再改了一稿。虽然这部长篇已经脱稿两个月了，但我还是又回到了初始的写作状态，满怀忧伤和激情，所以增加的几个情节，写得都很动情。同时，我又删掉了一些拖沓、芜杂之处，使叙述节奏更为明快。改完第三稿，我通读了一遍，感觉它果然出落得更漂亮了。在此感谢小林老师。也许对一个好编辑最好的感谢，就是奉献上一部好作品。 外面电闪雷鸣，雨雾蒸腾。大雨过后，一个凉爽而明净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愿它的清新之气能驱散我心中的疲惫。当我合上一本书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向读者打开另一本书。 迟子建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