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传记首次聚焦一代文学大师鲁迅的感情史。基于史料，动情揣摩，挖掘了人物内心的深刻情感。    鲁迅作为一个“叛逆的猛士”，与他所要背叛的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时代并没有因为他是先驱者赋予他神力。与许广平、朱安的感情纠葛，是大时代下人挣扎突围的悲怆剪影，全书因此在平实的叙述中浸染着孤寂的氛围。

    《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是国内首部鲁迅婚恋题材的传记文学。20世纪90年代初版后，曾受到文学界、鲁迅研究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本书从鲁迅的祖辈家族遭到变故开始写起，参考史料，辅之以文学的想象力、抒情的笔触，试图揣摩当事人的心思，详细记叙了鲁迅被包办的旧式婚姻、同朱安毫无感情生机的家庭生活、与许广平的相识相恋结合、周海婴的出生带来的喜悦旋即又被病魔带走的生命……写鲁迅的传记不少，本书着重刻画了这位伟大的作家短短一生中悲喜交织的婚姻与恋爱关系，对于喜爱鲁迅的读者来说，不失为解读鲁迅的一个更“私密”的角度。

    看到此书十分欣喜，因为数归前在杂志上看到介绍此书的广告，我托北京鲁迅博物馆购买。他们说买不到，国而感到大分遗憾。今天得书，稍稍一翻，就感到你（本书作者）花费许多心血，实在不易。
    ——周海婴（鲁迅、许广平之子）
    这部传记在鲁迅传记学史上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其一是首次专门从婚恋角度探索鲁迅的心灵世界；其二是实现子文体结构的突破；其三是采取了视觉形象性很强的文学描写笔法，显示出近乎纯粹的文学性质。
    ——张梦阳（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

    曾智中，成都人，作家、学者。代表作为长篇传记文学《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中篇小说《圣僧》等，主编有十七卷本《李劼人全集》《李劼人说成都》《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成都市文学志》《名家说名城丛书》《世界怪异小说文库》等。内页插图

楔子
第一章  破落与困顿
第二章  “礼物”的筹备
第三章  “母亲娶媳妇”
第四章  寂寞与孤独
第五章  烦苦与怆恼
第六章  从“广平兄”到“小鬼”
第七章  “广平少爷”
第八章  “害群之马”
第九章  “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第十章  大波与大爱
第十一章  海边的“傻孩子”
第十二章  碧月照大夜
第十三章  第一次离别(1 929年5月—6月)
第十四章  小红象
第十五章  第二次离别(1932年11月)
第十六章  夫与妻之间
第十七章  尾声：历史与文献
初版后记  黄昏中的沉思

    代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事
    曾智中
    1983年夏天，我开始留心鲁迅的情感场域并动手搜集有关资料，开始是想写鲁迅与许广平，1985年时又关注起朱安来。1986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来蓉组稿，谈及这一写作计划，他们要我写一提纲，后提纲通过。1987年3月底，中青社为此邀我赴海南参加全国传记文学会议。会后的大半年遂专心从事此书的创作，年底脱稿，一次就通过了出版社的一、二、三审。以后出版陷入危机，但中青社的许多老师对此稿已很有感情，始终不愿放弃，几经曲折，终在1990年秋天出书。
    这本书在当时产生过相当影响，时过境迁，此不必向今日读者絮叨。不过有一个“坎”是绕不过的，创作本书时，我曾多次考虑过是否要向鲁迅先生之子海婴老师请教。“一切由自己判断和负责！”这古怪执拗的念头使我终于没有这么做。后来又收到了精装本，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踌躇再三，我最终还是呈他一册。
    大约半月后，收到回信，信末署“海婴　九二年四月一日”。他说——
    昨日到单位取到你寄来邮包，内有你大作《三人行》精装一册。看到此书十分欣喜，因为数月前在杂志上看到介绍此书的广告，我托北京鲁迅博物馆购买。他们说买不到，因而感到十分遗憾。今天得书，稍稍一翻，就感到你花费许多心血，实在不易。近来开会，待有完整时间，当拜读一遍。
    他的鼓励，使我的不安之心趋于平和。
    这本书最后一页有一注释：“朱安居室，许多年中一直被用来存放书箱。近年此屋已恢复朱安居住时的原状，可惜无说明与介绍。”这是我前几年所看到的情况，现在，海婴老师告诉我——
    从文后注释看到，北京故居朱安女士的居室，现已恢复原貌，她睡的床曾由×××家××拿去，故居以新床换回。特此奉告。
    考虑到海婴老师是许广平先生所生，而朱安女士是鲁迅研究长期的一大禁区，不由人不肃然起敬，联想起其母之风仪。当年许寿裳为鲁迅做年谱，拟将朱安写入，征求许广平的意见，她回答：“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
    此为仁者之心，源于崇高心性，发乎深刻良知，超越宽广空间和辽远时间， 历久而弥新。
    又不禁想起1946年8月22日朱安写给海婴的信，她不识字，是请人代的笔——
    你母亲七月廿日来信，我已收到了。谢谢他（原文如此。——笔者注）对我这样费心。钱汇来时，我也有信去过，想已收到了吧！北平物价曾一度低落，最近恐怕又要涨，大米，最次的一斤要七百多元，白面次的要六百元左右，小米三百多元，玉米面二百多元一斤，煤球一百斤两千六百元，劈柴一百多一斤。近来时局又不乐观，人听了总要难受的。事情我一个人又做不了，总要用个人，每天最少就要两斤多粮食，别的零用还不算，我前存的一点粮食也快完了。北平近来时时大雨，房子也要修理，昨天瓦匠来看过，最低要三万余元，每一个大工每日工资五千元，小工三千元之多。我的脚已好啦！不过多走了路还是要痛的。咳嗽、气喘不容易好的，三五天总是要犯的。我现在花点钱实在难受，总要你母亲这样费心，但是总实在不经花，又总是不够用。我记得李先生（指李霁野，鲁迅的学生、友人。——笔者注）每月送五十元，还可以够花，现在只买一个烧饼，真有点天渊之别。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
    这是镌刻在历史阴面的铭文，沉郁暗哑，与前述文字同读，令人百感交集，又无从言说。
    许广平先生、朱安女士、周海婴先生均已作古，抄录他们这些遗言，揣摩他们的心事，感同身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日暮散步，道旁有构树，6月初才见它挂果，6月底就见它落果，这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本书初版，笔者在作者小传里介绍自己：“业余研究鲁迅，深感此事的迷人与累人，故此书一出，或一发不可收，或洗手不再干，这里都难预料，所以只有请读者诸君——走着瞧了！”
    石火电光，岁月流走， 我果真再不言此事，金盆洗手了——无他，“迷人”隐，“累人”显而已。
    使我重“累”的是已故的出版家吴鸿先生，他惦记着这本书——大约是前年秋天，在商业街口求知书店的店堂内，他对我和我妻子说，应该把《三人行》重新出，你们来找我。
    见他太忙，不忍给他添事，就一直没有找他，一直拖到他在远天远地做了不归家的旅人。
    偶然和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庆宁女士谈及，她以职业的敏锐立即判定了其中的价值，大力推动。文艺社的诸位老师出力不少，特别是责任编辑余岚老师付出心血最多，在此谢过。
    近年来，每周六下午，我和冯至诚、张义奇、谢天开、雷文景、董维微、彭雄、王跃诸文友在北书院街老街边茶馆茗谈雅集，他们对本书的修订也贡献良多，在此也一并谢过。
    此次重新出版，听友人忠告，做了一些修订。主要的工作是依据新的研究成果订正了相关的史实：如许广平生子，她说鲁迅送了她一盆盆栽的小松，鲁迅日记中明确记为云竹，径改；鲁迅、周作人兄弟家庭冲突，川岛回忆是老二用铜香炉向老大抛来，许寿裳回忆是远远地用一本书掷来，显然许说更合情理；对杨荫榆女士，新增注释，试析其一生功过是非。等等。
    改正了一些说得过头、过满的话头，特别是一些花哨之处。
    相当于朱安的遗书的补入，也是初版所无——相信读者自会留意。
    本书初版时，我的妻子非常振奋；此次重出，她平淡如水，很少言及——想想这也正常，太多的人关心有关鲁迅的枝枝叶叶、是是非非的时代已经翻篇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事。
    但我无法像她这么坦然，修订这部旧稿，当年心事历历在目，试抄两段当初在讨论这部作品的讨论会上自己的发言——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成之时，正是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之日，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散了鲁迅研究中种种“左”的迷雾，阳光灿烂，心灵之门洞开，精神之鸟自由飞翔！以后每当世事纷繁、心情忧郁、无所事事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写作此书的那些日子——那些个心智舒张、精神丰满、灵魂生气勃勃的日子！
    我想谈谈传记文学的当代性问题。我们的许多传记文学，是“传记”而非“文学”，作者关注的是历史的风景线而非当代人的心灵风景线，失去了作品的当代品格，自然被当代读者弃于视野之外。
    我写《三人行》，却渴望当代读者能接纳它。要做到这点，必须使历史的风景线与当代人的心灵风景线重合，使二者产生感应与交流。
    但这种重合、感应与交流，又不应是肤浅的、简单的类比，而应具有一种本质性的生命的本体意义；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应该有传统的，也应该有当代的，甚至前卫的即称得上具有文体探险意义的种种文学试验，我们都没有理由拒绝。
    这些言说，早已随风飘零。今日录之，如面陌生过客，鲁迅所言“广大的虚无”，莫非如是？

    黄昏中的沉思
    1987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写完了这部长篇的最后一个字，停笔出户，这个我借居了两年的老旧小院，正响着每日必有的麻将声，我的脸孔暗黄的院邻正伏在暗黄的夕阳下，玩着那最具中国特色的游戏，津津有味地……可我也深知他们心地的宽厚善良，两年中他们助我帮我，给孤寂中的我莫大的安慰和方便——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存在呀!于是，鲁迅那张严峻而苦黄的脸，那双深沉而迷茫的眼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出现在这苍茫的黄昏由……
    作为人的鲁迅的复杂性，在婚姻与家庭这一特殊视角展现得十分鲜明。终其一生，在所有的文字与交谈中，鲁迅都没有正面说明过自己与朱安夫人的旧式婚姻。其实这种形式上的回避，恰恰反映了实质上的不可回避——鲁迅作为一个“叛逆的猛士”，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与他所要背叛的旧传统之间的精神联系，有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时代并没有因为他是先驱者就赋予了他以超越历史泥淖的神力。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大悲苦和以后在这大悲苦中的大奋起及大追求，对跋涉这一艰难历史行程的所有中国人，就必然地具有一种深刻的、普遍的启示意义。
    许广平能战胜世俗，追随鲁迅，体现了新时代新女性狂飙突进的精神，同时她对朱安终身抱着宽厚仁慈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妇女传统的善良美德。
    朱安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在孤独中度过了凄苦的一生。她无辜，不幸，生命灰色而寂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一只默默地艰难爬行的蜗牛。
    他们三人的感情纠葛折射出了本世纪前半个世纪的时代之光，因此我产生了创作本书的强烈冲动。
    人们在评价某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时，常说它“忠实、客观”地记录了某人的一生。这种说法我们都习惯了，但今天想来却值得推敲：经历了琐碎忙碌的一天以后的我们，当晚写一篇日记，尚且不易抓住人生中这一天的“真谛”来，更不用说去写已被滔滔逝川载走的逝者的一生了。对于传记文学作家来说，承认这一点是不愉快的，既需要勇气，又需要眼光——茨威格在为弗洛伊德作传时，就痛切地感到不能达到对传主的“绝对真实”，只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绝对真实”。
    这是一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智者的悲哀，虽不如愚夫的豪勇那么快心爽气，却能导向认识的更深层次——例如鲁迅与周作人间的兄弟失和，是鲁迅思想和生活中的一大关节，现有资料帮不了我们多大的忙，可又不得不写，我只好按我自己的理解来写，不敢冒称全知全能，也许这样能给好动脑子的读者留下琢磨的天地吧。
    如果用一个简洁的公式来描述传记文学作家的话，我认为，可写作：历史学家+文学家=传记文学作家。可惜的是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强调“历史”而忽视“文学”，忽视传记文学作家也是带着文化和语言这个有色眼镜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其实，不论传主是何等伟大杰出的人物，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出息的传记文学作家都必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审视、选择、熔裁、压缩以至重新构架他的生平事迹，不是倚重事实而是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去创作出既不失真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传记文学作品。我痛感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对读者吸引力不大，也许是患了一种“文学贫血症”吧?这个观点鲜明地表现在本书所采用的各种艺术手段中。如第十一、十三、十五三章，是写鲁迅与许广平的异地思念之情的。我舍弃了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和描写，采用了两个主人公交替出现、一呼一应地对谈这种形式，使读者仿佛能触到两个人的心跳，听到他们倾诉汹涌的内心激情。这些章节的内容，取自《两地书》和其他史料，包括鲁、许书信公开发表时删节的部分。在行文中，我采用了部分《两地书》的原文，但并不作为引文出现。因为我想，它既然已融入我的整体构想与艺术处理之中，便已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说清楚这一点，是为了防止读者把它与《两地书》相混淆，也避“抄袭”与“篡改”之嫌。其实，这种方法并非我的独创，欧文·斯通在《凡·高传》中，描写凡·高与其弟提奥的互相思念和关切之情时，就采用了兄弟间如同对面而坐、娓娓谈心的那种氛围，只不过没有本书这样集中罢了。本书还选取了大量能表现鲁迅的心理特征的细节和片段：与撕扯相思树的猪搏战、争夺“月亮”(广平)时对高长虹醋劲颇足的讥讽、临终前床头所挂的迎着大风疾跑的穿长裙的女人的画片……这些多半为先前的鲁迅传记的作者所忽略，我却看重它们，试图以此重现鲁迅复杂的内心世界。 老实说，写到这些细节和片段时，我觉得自己和鲁迅先生完全处于一种平等的心理地位上，理解他的痛苦和欢乐，故有时忍不住会心地一笑——例如鲁迅头天收到广平的第一封信，第二天回信时却落了头天的日子，他好像要暗示一点什么，这难道不是男女愉悦时取悦于对方的一种老谱么? 可人又是矛盾的，有时觉得自己这样拿着显微镜和望远镜想去发现点什么，是否有点缺德?因为每个人的心灵大概都有一块不愿被别人窥视的角落吧?——看看《鲁迅日记》后为研究工作而编的附录索引，鲁迅何年何月何日与谁有过交往，一清二楚。能被人这样推敲琢磨，是一种骄傲，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因为这多少有一点被人剥光了衣裳的味道。如先生在世，大约会谢绝这种过分的关心的。我把这种想法，向我所尊敬的一位作家讲过，他深表同感——大概是他也时不时地常被人们推敲琢磨吧? 本书的写作，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师友和亲人们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友人何平在儿子降生前的数月中，挤时间看了大部分原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高岩老师，从确定选题到最终定稿，三年中，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以后出版艰危之际，中青社传记文学编辑室主任舒元璋老师，副总编辑林君雄老师依然一往情深，大力扶持……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此书的产生…… ——所有这些，我只有从心里说：谢谢! 寒日无言，斜晖脉脉，如同白昼该结束了一样，我知道，这拖得老长的后记也早该结束了，但这黄昏却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苍凉，我忍不住要去想一些先哲之言—— 伟大的历史学家、不朽的传记文学作家司马迁说：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在给许寿裳五岁的儿子启蒙时，只给他认两个方块字：一是“天”，二是“人”。时距千余年，两位哲人不约而同想到一块了。 不管别人如何解释，我觉得，“天”大概指宇宙，“人”大概指人类。宇宙浩浩，人海茫茫，可司马迁和鲁迅已超越了这些而成了一种永恒的存在。吾生短如朝露夕烟，却偏偏想用自己的短篙来测试那比海还要深广的心，一念及此，完成本书后的自豪与激越，就渐渐地淡泊和稀薄了，化成时无时有的怅惘和苦涩。温暖的人间灯火忽然亮了起来，没有开灯，默坐屋中，我清晰地看到夜色的降临。这一刹那，我深切意识到同样的夜色也曾同样地笼罩过司马迁和鲁迅——于是，我的起伏不定的世俗之心，渐渐趋于宁静与安详，喜悦地凝视着这造物主所指挥的黄昏与黑夜的交班和接班…… 1988年秋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