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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的爱(从王尔德到阿莫多瓦)(精)

  • 定价: ¥59
  • ISBN:9787020156733
  • 开 本:32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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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人民文学
  • 页数:235页
  • 作者:(爱尔兰)科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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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1-01 第1版
  • 2020-01-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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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声名正如日中天的奥斯卡·王尔德忽然天降厄运,被法院判决服重苦役,他选择的爱在他所身处的时代还是禁忌;
    罗杰·凯斯门特一心为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最终却被判处叛国罪,留下的《黑色日记》到底是真是假,竟然成谜;
    伊丽莎白·毕肖普最好的诗歌是在里约热内卢创作,在那里,她和她的伴侣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
    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如何面对欲望的法则,如何面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黑暗时代的爱》道出了自己的理解,那种身份和欲望的挣扎以奇特而迷人的方式潜入了他们的语言、意象和政治。

内容提要

  

    科尔姆·托宾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更是细心的读者。本书收录的文章多刊登于《伦敦书评》和《都柏林评论》,梳理了对托宾影响至深的作家的写作人生。奥斯卡·王尔德、托马斯·曼、詹姆斯·鲍德温、伊丽莎白·毕肖普……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始终在用自己的人生创作作品。

媒体推荐

    在20世纪70年代,托马斯·曼的《浮土德博士》、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汤姆·冈恩的《我悲伤的船长》和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选》都是我爱渎的书。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作家都是同性恋者。那么,此书反映了我对这一发现的兴奋之情,以及我带着新认知探索他们作品、生活的兴趣。此书也是一段前进中的曲折历史。书中一个人物生于19世纪50年代,于是此书体现了被时与此时之间宽容度的变迁:马克·多蒂和佩德罗·阿莫多瓦是我的同时代人,比奥斯卡·王尔德晚生百年,现今他们生活在一个不那么黑暗的时代。
    ——科尔姆·托宾
    这些被此迥异的艺术家:奥斯卡·王尔德、伊丽莎白·毕肖普、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曼、罗杰·凯斯门特、佩德罗·阿莫多瓦……托宾能够驾驭他写的这一话题,观点却不偏激,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的同情。
    ——约翰·班维尔

作者简介

    科尔姆·托宾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他一九五五年生于爱尔兰东南部一个积极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家庭,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主修历史和英文。
    自一九九○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七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中篇小说、两个戏剧和多部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1999)、《大师》(2004)、《玛利亚的自白》(2012)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荣获二○○六年度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布鲁克林》获二○○九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他的最新作品是长篇小说《诺拉·韦伯斯特》(2014)。二○一一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同年,他因对爱尔兰文学做出的贡献而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奖。二○一四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外籍荣誉院士。
    托宾的作品主要描写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个人身份与性取向的探索与坚持等。他文笔优雅恬淡,内敛含蓄,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
    托宾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得克萨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目前,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在纽约和都柏林两地居住。

目录


徜徉于绿林
奥斯卡·王尔德:黑暗时代的爱
罗杰·凯斯门特:性、谎言与《黑色日记》
托马斯·曼:被传记者追逐的退场
弗朗西斯·培根:看的艺术
伊丽莎白·毕肖普:寻常中的完美
詹姆斯·鲍德温:肉体与魔鬼
汤姆·冈恩:当下的力量
佩德罗·阿莫多瓦:欲望的法则
马克·多蒂:寻求救赎
再见,天主教爱尔兰
致谢

前言

  

    1993年秋,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我约见了安德鲁·欧海根,他当时是《伦敦书评》的编辑。我记得傍晚时他敲响我酒店房间的门。开门后,他快步从我身边走过,走到房间那头的窗口。他在那里伫立片刻,仔细地查看窗外风景(其实那里并没有什么可看的),然后转身看着我。之前我与他从未谋面。
    当晚我们去一家苏格兰古堡用晚餐,我们很喜欢那里的苏格兰酸奶油,有些特别丰盈浓厚。之后我们去了市中心一家酒吧,一直待到凌晨。安德鲁·欧海根喝威士忌,我喝啤酒,渐渐地我看出他有求于我。他说,《伦敦书评》正在约系列稿件,也打算结集出版,他们希望我能写其中一种。他说,是严肃的长文,也有个性与争鸣。我听着以为他们想要我写爱尔兰,因为我一直在写有关爱尔兰的书,也为《伦敦书评》撰写爱尔兰历史方面的文章。不,和爱尔兰无关,安德鲁·欧海根话音迟疑,面露尴尬。其实,他们是想问我能否写一本关于我自身同性恋的小书。
    我立刻告诉他我办不到。我说,我觉得自己写不了这个。有其他很多作家能轻松地写这个题材。当时我已完成长篇小说《夜晚的故事》的第一章,那是我首次直面同性恋题材,但小说背景设在另一个国家,也没有自传性,或没有明显的自传性。我的性取向就与小说中的理查德一样,多少涉及我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我告诉他我写不了。在此话题上我没有个性与争鸣,更不必说严肃的长文。他没说话。我们接着喝酒,聊了些别的。
    我并没有觉察到,但《伦敦书评》显然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引诱我在印刷品中面对自身的性取向。他们开始给我寄关于同性恋作家或由同性恋作家写的书,其中有些非常有意思,我没法不读。于是从1994年至2000年,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写这个话题,并不是为报纸写同性恋这一概念或理论,而是写同性恋者的作品和生活。我最感兴趣的倒不是埃德蒙·怀特、阿兰·霍灵赫斯特、戴维·莱维特、迈克尔·坎宁安、珍妮特·温特森、艾玛·多诺霍这样的同性恋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为读者释疑解惑,为同性恋者铺平道路——对这样的勇敢、诚挚我深表敬意。但更早期的一些留下模糊遗产的作家,他们或因同性恋而深受痛苦(奥斯卡·王尔德、罗杰·凯斯门特),或对此敏感不安(托马斯·曼、伊丽莎白·毕肖普),或让性取向滋养而非主导其作品(詹姆斯·鲍德温),或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弗朗西斯·培根、佩德罗·阿莫多瓦),或在艾滋病灾难中写下挽歌和回忆录(汤姆·冈恩、马克·多蒂)。
    此书主要关于同性恋者。无论是出于选择还是必须,他们的同性恋身份似乎在其公众生活中并不重要。但在其私生活中,在其精神世界中,欲望的法则改变了他们的一切,使得一切都不同了。同性恋意识的挣扎一开始带有强烈的私密性,但如果同性恋者是作家、画家、电影人、改革者,这种挣扎就渐渐地以奇特而迷人的方式潜入语言、意象、政治。写这些文章有助于我接受一些事情——我对神秘的情欲力量的兴趣(凯斯门特、曼)、我对天主教的兴趣(王尔德与凯斯门特最终皈依,阿莫多瓦的作品中充满天主教意象)、我对爱尔兰新教徒的兴趣(王尔德、凯斯门特、弗朗西斯·培根)、我对与我不同的无畏者的敬仰(王尔德、培根、阿莫多瓦)、我对悲哀(毕肖普、鲍德温、多蒂)和悲剧(冈恩、多蒂)的永恒爱好。
    在20世纪70年代,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汤姆·冈恩的《我悲伤的船长》和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选》都是我最爱读的书。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作家都是同性恋者。那么,此书反映了我对这一发现的兴奋之情,以及我带着新认知探索他们作品、生活的兴趣。此书也是一段前进中的曲折历史。书中第一个人物生于19世纪50年代,于是此书体现了彼时与此时之间宽容度的变迁:马克·多蒂和佩德罗·阿莫多瓦是我的同时代人,比奥斯卡·王尔德晚生百年,现今他们生活在一个不那么黑暗的时代。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徜徉于绿林
    博尔赫斯在《阿根廷的作家与传统》一文中写道,阿根廷作家与南美作家,由于与西方文化的距离既疏离又紧密,他们比任何西方国家的人都对西方文化更有“发言权”。他接着探讨了犹太艺术家对西方文化,以及爱尔兰作家对英国文学的非凡贡献。他说,对他们而言,“作为爱尔兰人已经足够,但在英国文化中作为创新者是全然不同的”。同样,犹太艺术家“耕耘在文化中,但同时并没有因为任何特殊投入而感觉与它捆绑在一起”。他这篇文章写于1932年,当时任何明确有关同性恋作家在文学传统中地位的观点都远未出现,这样的观点也未曾出现:爱尔兰人、犹太人或同性恋者(或之后提到的南美人)的作品本身就是中心,而非衬托中心的边缘。
    博尔赫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保守者、一个谨慎的批评家。他必定对这个想法感兴趣: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现代文学的革新者都是同性恋,或是爱尔兰人、犹太人:梅尔维尔、惠特曼、霍普金斯、詹姆斯、叶芝、卡夫卡、伍尔夫、乔伊斯、斯特恩、贝克特、曼、普鲁斯特、纪德、弗班克①、洛尔迦①、谷克多②、奥登、福斯特、卡瓦菲斯③。但我觉得当他想到这串名单中的同性恋成分,想到他那篇关于传统的文章中的“爱尔兰人”、“犹太人”、“阿根廷人”能被替换成“同性恋者”时,会稍感不安。你能在莎士比亚、马洛、培根这些人的作品中找到足够的迹象或直接证据来宣布他们属于同性恋传统,这条连缀而成的暗线贯穿了整部西方文学。我想,博尔赫斯也会被这个想法所困扰。然而与大部分作家一样,博尔赫斯关心的也是年代早于他的作品一一《堂吉诃德》、高乔人的《马丁·菲耶罗》④、福楼拜、吉卜林——这些代表了他自身与过去相系的那条暗线。他无法脱离它们。
    某些作家不确定的爱尔兰属性容易引起争议。斯特恩是爱尔兰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是爱尔兰人?罗伯特·特莱塞尔⑤是爱尔兰人?艾丽斯·默多克⑥是爱尔兰人?可谁是同性恋,谁又不是同性恋,我们是怎么知道的,这些问题更是难解。在没有直接证据的前提下,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同性恋呢?就拿果戈理来说吧,当你排查他那些风格冷峻的短篇小说,会发现一个充满迹象、画面、恐惧、偏见的暗藏世界,这能被诠释为他性取向的证据。
    何必探讨?有何重要?此事重要是因为,当同性恋读者和作家渐趋公开而自信,同性恋政治渐趋稳定而严肃,同性恋历史也成为同性恋身份的重要内容,正如爱尔兰历史之于爱尔兰,犹太历史之于犹太人。这不单单是寻觅历史上同性恋的晦涩踪迹(尽管确实存在),而是寻找某些作家一一他们确凿无疑是同性恋,其性取向被大多数批评家、教师所忽视,但对其作品有巨大影响。惠特曼就是典型。异性恋批评家倾向于将同性恋作家写成异性恋,或认为性取向对他们的成就无关紧要。1944年,莱昂内尔·特里林①出版了一本论E.M.福斯特小说的书。1972年,他致信辛西娅·奥齐克②:
    我写完关于福斯特的书,才明确认识到他是同性恋。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自己某方面的迟钝,还是因为……同性恋尚未在文化中形成一个课题。我明白这点后,起初似乎没有什么大关系,但这种想法很快改变。
    同性恋的历史创作时而清晰时而隐蔽,而同性恋的当代创作大多只有清晰的一面。同性恋者在西方世界即将不再遭受困难和歧视。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城市,情况已然如此,“后同性恋”这个词渐趋流行。因此,我们如何阅读历史、理解历史、评判历史很可能成为更开放的议题。很难避免做出过时的判断,提出过时的问题。为何托马斯·曼没有出柜?为何福斯特没有在1914年写完《莫里斯》时就将之发表?为何美国批评家F.O.马西森①没有写一部美国同性恋创作史?为何莱昂内尔·特里林没有意识到福斯特是同性恋?为何同性恋生活在那么多作品中以悲剧呈现?为何同性恋作家不能像简·奥斯汀给异性恋那样,也给同性恋角色一个圆满结局?为何同性恋生活时常被写得阴郁煽情?
    历史上的种种行为和态度,即便是在过去不久的时代,如今看来已几乎无法想象,世事变迁太快。在20世纪70年代,散文家约瑟夫·爱泼斯坦还在《哈泼斯》杂志中写道:
    在我的经验中,没有人在内心接受同性恋,即便是那些思想最为解放、成熟和开明的人。同性恋或许是美国唯一一个毫无官方矫饰的话题……同性恋承受着原因不明的诅咒、无法解脱的磨难,这是对我们理性的羞辱,是我们不可能为这世界作出合理规划的活生生证据。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