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鲁迅别传。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推荐说：这种十分个性化的鲁迅研究，有助于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巨细无遗地关照一个立体化的鲁迅，并在阅读的同时获得审美愉悦。
    本书旨在探讨“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结构性规律和因素。此书所涉论述角度，可以说是阅读理解鲁迅的一把把钥匙。
    本书一大特点，是不再只是单纯地从鲁迅作为启蒙者角度来谈论鲁迅，而是把鲁迅作为近现代一个鲜活的、承载着各种文化特质的、有着独特性情的个体人物来讨论和研究。
    《桃花树下的鲁迅》有益于冲淡多数读者一想到鲁迅就是一副怒目金刚的悲苦印象，直观地提醒读者鲁迅的菩萨低眉的气度和亲和的正能量。作者说，只知鲁迅沉郁、悲愤，而不知鲁迅明快、亮丽，不足与语鲁迅。

    本书通过鲁迅与亲人的生活、鲁迅的重要行迹、生命中的波折以及为人旨趣与审美倾向等十多个熟悉又陌生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有理有据又饶有风趣的解读，呈现出立体丰富的鲁迅形象。
    本书作者可以说是中国鲁迅研究的一个异数，其行文不拘学术套路而能直抵内核，能于细节中见思想，于众多研究之上出新意，且颇具抱负，旨在探究“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结构性规律和因素。

    即使鲁研界内无高手，鲁研界外还是有高手的。如若不信，那就把这本书买来认真看看。
    ——陈漱渝（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作序推荐

    黄坚，江西萍乡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社科院思想研究室主任黄宣民之侄，大学期间因此直接受教于李泽厚、何兆武、李学勤等名师大家。曾在南方从事媒体工作，定居南昌后，以研究和写作为志业。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等。

越对立的越相像
  ——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
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条路
上海：鲁迅第一次去南京的途经之地
学潮中作为不同角色的鲁迅
鲁迅一生中的避难与风险
鲁迅自己的两面之词
桃花树下的鲁迅
鲁迅的哭泣
随感与遐想：散说鲁迅
游走于好饮与戒酒之间的鲁迅
越熟悉的越出错
  ——鲁迅的几处离奇笔误
江、浙较量：巧合还是传统？
  ——从鲁迅、陈源笔战中的籍贯说起
定庵、鲁迅比较说
参考书目
后记

    以小悟大，见微知著
    ——读黄坚著《桃花树下的鲁迅》
    陈漱渝
    鲁迅将读书分成两类：职业的读书，兴趣的读书。我读书基本上出于职业需要。因为要完成一本书稿，或一篇文章，只好俗尘满襟地去阅读相关著作。这些著作当然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学术滋养，我对这些作者也常怀敬畏之心，但说句坦诚的话，很少有一本书能让我兴趣盎然地一口气读完。这主要怨我理论水平低，理解能力差，一旦淹没在名词概念的海洋里，就会呛得急于逃生，哪有乐趣可言？让我佩服的还有那些擅长宏大叙事的学者，视阈往往能够跨世纪。我常想，眼前发生的不少事情都能让我蒙圈，那三五千年之前的事情我们真能说得有鼻子有眼吗？行文至此，正巧在手机上看到山西智效民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不写论文》，不禁会心一笑。
    但《桃花树下的鲁迅》这本书我的确是一口气读完的，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一本学术随笔，也可称之为学术散文，亦即智效民倡导的那种“不三不四”的文章。刚看到这个书名时，第一感觉是似乎不够庄重。作者名叫“黄坚”，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在北京女师大和厦门大学跟鲁迅共过事的那位同名历史人物。在《两地书》中，鲁迅用“白果”二字指代“黄坚”，也说他“浮而不实”，“兴风作浪”，“嘴里都是油滑话”。这种人当然不会撰写研究鲁迅的文章。我曾主编过《鲁迅研究月刊》，担任过《鲁迅研究》和《鲁迅研究年刊》的编委，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创办复印资料时，《鲁迅研究》分册也是由我负责终审，但我的的确确不知道还有一位名叫黄坚的鲁迅研究者。后来托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黄坚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学者，写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完全是出于他的业余兴趣，了无尘念。收进此书的文章此前都没有公开刊登过，只有一部分在网上发过帖子。我是一个科盲，从来不会上网，所以对这位作者完全陌生。迅速拉近我们距离的是他笔下的这些文章。这当然跟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有关，但要真正取信于广大读者，还是取决于这些文章本身的质量，而不是靠人际关系和友情吹捧。我以下发表的读后感言，完全符合当下对论文进行“盲评”的学术规范，丝毫也不夹带私人情感。
    这本书首先值得肯定的就是作者写这些“小文章”时下了“大功夫”：从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前后历时整整九年。比如“桃花树下的鲁迅”，刚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材料单薄，很难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但作者从鲁迅书信、作品中的桃花，谈到鲁迅生活中与桃花的关系，内容就显得充实多了。鲁迅有一个笔名叫做“桃椎”，作者援引古籍探因溯源，使文章又变成了一种跨学科研究。特别出乎我意料的，是作者还援引了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白话诗《桃花》的评价。对于鲁迅同一时期发表的不同体裁的作品，青木正儿一褒一贬，虽然不一定完全得当，但毕竟是鲁迅作品接受史上的一项珍稀资料，从而使这篇文章显得厚重。
    书中介绍鲁迅跟他的祖父周介孚的文章，未必有多少新意。文中谈及祖父对鲁迅的影响，肯定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文中转引了一种说法：鲁迅出生的消息传到祖父耳中，适逢张之洞来访，故将鲁迅的学名取为樟寿，因“樟”“张”二字谐音。窃以为当时有位姓张的同僚拜访周介孚是可能的，但张之洞是晚清名臣，官至两江总督、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不可能去拜访周介孚这个非亲非故的小官。不过，作者写这篇文章时，还是尽可能搜集了相关的基本史料。目前中外鲁迅研究者认真研究周介孚的人实可谓屈指可数，一个业余研究者能下如此大的功夫，实属难能可贵！
    ……
    大约是十六年前，有位酷评家写过一篇雄文，叫做《鲁研界里无高手》。当时我认为这是对一个“界”的整体否定，而这是“界”是由四五代安贫乐道，孜孜砣石乞的学者组成的，便写了一篇短文进行反驳，不料招来了一场“语言暴力”的攻击。“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最近这位酷评家又发表“1949年以后鲁迅研究界的人无一不是跟风派”的高论时，我就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了。既然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读了《桃花树下的鲁迅》这本书之后，我也想发表一个看法。即使鲁研界内无高手，鲁研界外还是有高手的。如若不信，那就把这本书买来认真看看。
    2020年6月23日

    这几篇稿子终于到了快要付印的时候。不久以前，我还以为这事已经搞不成了呢。
    现在想起来，是前年年底了。我回了一趟广东，见到几个熟人朋友，闲聊中不知怎么就聊到了鲁迅，我说我也写过几篇鲁迅。回来后，把几篇尘封已久的文字翻检出来，看了一下，觉得好像还有点意思，就给北京胡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何崇吉总经理打了个电话，他一听，二话没说，当即回应说可以。于是我用了三四个月时间，补充、修改，大致凑成了现在的模样。
    稿件是在去年四月份前后交给何崇吉的。按以往的情况，最初估计能在半年左右出书，后来见一直没什么动静，问了一下，说要到年底。到了年底，依然是一片“水静河飞”（粤语词汇）。倒是一件波及全球、至今尚未见消停的大事，忽地而起，疫霾之下，各行各业，在所难免。转眼到了春节，春节过后，很快就是四五月份了，仍然是静悄悄的，没一点声息。我又跟北京联系了一下，得到的回音是，不能按时出版，要再延期几个月。
    其实，以现在的出版情况，一本书的出版，要等上一年上下，恐怕是很正常的事，况且又碰上全球性的大疫情，于是我心里就觉得这事恐怕要黄。又是一个多月过去，我想事情虽然做不成，好歹也要有个明确说法，不了了之可不像个事，就给崇吉兄打电话，意思是弄不成就算了，这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事。电话刚通，就传来崇吉兄略带兴奋的声音：“正想给您打电话，事情已定下来了。”放下电话，我还有点恍恍惚惚、将信将疑的。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大摞整整齐齐的打印稿，上面有精心修改和标注的字迹，我开始相信，这次是真的启动了。几天后，我把重新阅读一遍并且略作修改的稿件寄回给北京，崇吉收到后告诉我，已经跟陈漱渝先生联系，想请他写个序言之类的。陈漱渝先生的大名，当然是早就知道的，不过我觉得有点忐忑，一是跟陈先生素不相识，二来，陈先生在鲁迅研究界向来以史料功夫著称，是一位久负盛名的专家学者，我这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字，陈先生看了会作何感想？然而，仅仅隔了一天！我就在微信里看到由崇吉转发过来的陈先生的语音“译文”，说文章很有特色，有的写得挺好的。这一下就给了我信心。然后，四天之后，我在微信上看到了陈漱渝先生写好的一篇热情洋溢、一气呵成的漂亮序文，清新矫健、充满活力的文字，完全是盛壮手笔！ 至于文中那些肯定与鼓励的话语，自然是陈漱渝先生作为业界前辈，对于一位业余作者的奖掖之情。 记得是在微博上，不止一次看到，有些人对有些书籍后记里的感谢部分，有过特别的调侃和讥笑。我想，这些调侃和讥笑大概也有它们的道理，但很显然，人世间的感激之情，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彻底沦为调侃和讥讽的对象。在人情世态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图书出版质量日益严格的当下，对于陈漱渝先生的慷慨援引，对于何崇吉先生和北京胡杨文化的精诚执着，对于九州出版社编辑领导的谬识不弃，我理所应当要表达自己最真诚的感谢！那些对于世态人情和图书出版心有戚戚焉的人士，想必对此当更有体会。 还有那些我在这里没有说出名字，只是在心里默默感念的人，无论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份温度，是一样的。 黄坚 2020年6月29日 南昌梅岭璞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