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实不识字（在汉字里重审生活）》这本奇特的书里，作者杨无锐写了二十五封信，谈了三十个汉字，对汉字背后的思想、古人的生活方式做出了独到的阐发：汉字，不是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照亮世界的光；汉字照亮的，是一个有神迹、有美善、有正义的人文世界。

    《其实不识字（在汉字里重审生活）》不是一本讲述汉字历史的书，也不是识字读物，而是一本借汉字重审生活的书。作者杨无锐借助对汉字的疏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汉字观：汉字不只是工具，还蕴含生活哲理。我们的汉字是耗损的汉字，我们已经失去了向汉字学习的能力。而伴随汉字耗损的，实际上是我们思维和生活的耗损。

    杨无锐，1978年生，文学博士，深受学生喜爱的大学教师，著有《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林泉高致评注》（中华书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物资出版社）、《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花城出版社）。与友人邓军海共同发起并主持者也读书会，与小朋友们一起读书，仰望圣贤，思考生活。

序
字：其实不识字
天：今天聊聊天
日：日日是好日
时：时间去哪儿了
节：想起我们该有的样子
世：没有需要追赶的时代
土：啊，我回来了
始：回到种子
兴：不敢高兴
味：我们到了乏味的时刻
文：如何杀死文学
艺：教育，为了机器，还是为了人
待：努力加餐饭
国：万国之上有谁在
君：皇帝真的有新装
大：地狱里人人都是上铺兄弟
名：我们的沦陷于概念的生活
礼：死去活来的优雅
仁：我们的柔软的心
性：假如麦子不死
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经典：被告席上的古人
狂狷、乡愿：抵抗你的时代
本末：“次要”颂
道：不可说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带着托尔斯泰去草原——代后记

    一
    2015年，我只做了一件好玩的事：给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写了一堆信，加在一起，十几万字。这些信，前前后后写了几个月，从春天写到夏天，然后就扔到了一边。2016年春节，我把它们找出来，边整理，边重读。读着读着，生出一个谦卑的感想：这么好的信，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这的确是谦卑的感想。谦卑的意思是：不好意思拿差劲儿的东西打扰别人。既然写出了配得上让人们阅读的东西，故作谦卑，才是傲慢。
    这些信写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信？我想在这篇短序里交代一下。
    将近三十封信里，我向我的朋友小毛介绍了几十个汉字：天、日、时、节……道。这是一些本来无需介绍的汉字，因为只要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人人能读，能写。但我执意讲述它们，因为我相信，这些人人能读能写的汉字里，有一些为人遗忘的生活意见。我希望和小毛一起，“在汉字里重审生活”。
    重审生活，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孔夫子和苏格拉底的古老建议。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建议尤为重要。尤为重要，不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更坏，或更好，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是我们展开生活的唯一机会。
    从苏格拉底开始，重审生活，首先意味着重审自身时代里那些关于生活的意见。每个时代，都会向生活其中的人们提供大量生活意见。这些意见，往往以“常识”或“真理”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头脑。接受了这些意见，人们也就接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生活。所谓某某时代，无非是指，在某个时间，出现了一大批操持相似生活意见的人。他们都把此刻的生活当成天经地义，想象不出其他可能。
    正因如此。重审生活永远是困难的，远比操心生活困难。操心生活，是为给定的问题寻找答案。重审生活，则要重新提出关于生活的问题，甚至要把生活本身变成问题。
    文明史上的奇妙景象：再烂的时代，也会被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忍受、接受、享受，甚至以为天经地义；再好的时代，也总会有些不合时宜的异见者，提醒人们——这个时代有问题。没有那些“绝大多数”，群体生活无从延续。没有那些“不合时宜的异见者”，群体生活便可能永远沦为群氓生活。
    文明史上的另一桩奇妙景象：那些所谓的大好时代。往往因其异见者而更见精彩，更让人怀念。好的时代，总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矛盾：当强权和成功者受到人们一致称颂的时候，却可以有圣贤人物指摘他们的政策所导致的堕落。雅典人拥有伯里克利的业绩，也拥有柏拉图对伯里克利的批评。
    文明史的良心读者，当然感念伯里克利们。因为他们好好地照顾着雅典，替人们操心生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们，同样值得感念。因为他们提醒忙于生活的人们停下来，重新审视生活。伯里克利们，让生活得以继续。苏格拉底们，则努力防止生活被篡夺，被那些看似天经地义的生活意见篡夺。
    生活被篡夺的人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被篡夺。这正是“篡夺”的绝妙之处。它让人们在思考生活之前就已忘了生活是可以思考的。提防篡夺，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那些“天经地义”贬抑为可以讨论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对生活的重审。永远要指向一个时代里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因为，唯有最有势力者，才可能把自己装扮成天经地义。
    如何重审那些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古代圣贤给出的示范是，不断提醒人们回到话语的本源，那里包含着更值得倾听的古老教诲。原因很简单：对生活的篡夺，通常始于对语言的篡改。最聪明的暴君，不会满足于让人们接受赤裸裸的不幸。他会通过摆弄词汇，让人们把不幸当成幸福。当“幸福”这个词被篡改的时候，人们追寻幸福的可能也就被篡夺了。这个时候，比获取幸福更重要的，是回到篡改之前，重新想想何谓幸福。
    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人在自己的时代里重审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这是一部智慧史，也是一部良知史，与此同时，还是一部对智慧和良知的敌意史。因为，那些费尽唇舌提醒人们重新思考“幸福”“成功”“爱”“正义”的人，总是被视为词汇的玩弄者，或生活的绊脚石。总之，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是与最受欢迎的生活作对的人。
    尽管不受欢迎，苏格拉底们还是手握胜算。文明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都对古老事物保持起码的敬畏。古老总是与更伟大的神圣、智慧相关。这就使得篡夺者们有所忌惮：篡夺总是意味着偷偷加进一些新东西，而人们始终习惯把新东西放在有待审查的被告席上。这就是苏格拉底们的胜算：他们在敬畏古老的时代里提醒人们追溯往昔。
    然而，在一个最新的时代里。苏格拉底们被一劳永逸地篡夺了发言权。最新的时代有一个最新的胎记，那就是对“新”的偶像崇拜。在这个时代，“新”，就是维护自身的最高理由，一劳永逸地免于审查。相反，一切古老事物都被赶上被告席。于是，“重审生活”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最新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有问题的不是“新”，而是那些敌视“新”的人。
    新的就是好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所有其他有待审视的生活意见，有了“新”的加持，都变得天经地义，不容亵渎。面对它，喜欢追溯往昔的苏格拉底们唯有闭嘴。他们无权审判新时代，他们自己就是被告。敌视新，便是一招致命的罪状。
    二
    2015年，我只做了一件好玩的事：给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写了十几万字的信，在信里讲述几十个汉字。我希望和小毛一起，“在汉字里重审生活”。
    从“重审生活”扯到苏格拉底，绝非想要借助他的声望和势力推销新书。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是：要想劝说人们听听你的话，最好和那些古老陈旧之物划清界限。人们随时准备相信新学说、新发现。自称为“新”，才是最保险的营销手段。
    写这些信的时候，我时时感念那些在自己的时代里提醒人们重审生活的人。我的信，既没有他们那样的智慧，也非出自他们那样的良知。我迫切想要写下这些文字，迫切想要和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交流，仅仅因为我自己的痛苦，源于生活的痛苦。
    ……
    那之后不久，老邓和我，张罗出一个读书会。读书会办了两年，毛子路在里面混了两年。
    我们读了不少书：《猜想与反驳》《天下篇》《四种爱》《论语》。
    我们说了不少话。说话最多的，除了老邓，就属小毛。我发现，这两个人的言语风格越来越像：都是又严肃又着急。哪怕别人的话题跑出千里万里，他们都能坦坦荡荡毫无技巧地打断，扯回自己严肃而着急着的那件事，然后，坦坦荡荡地千里万里。让我惊喜的是，小毛虽然还是那么严肃而着急，却不再是自以为是的思考了。他开始学会辨认，哪些时候，只是好像在思考。滔滔不绝之后，他也会停下来想想，到底是在谈书，还是谈自己。
    我们喝了不少酒。在教研室，在秋水湖，还有一次，搬了一箱啤酒冲到时间广场，成功惊动了保卫科。秋水湖边的那些晚上，最让人怀念。聊天，喝酒，继之以歌，继之以手舞足蹈。在腼腆成为文化基因的圈子里，聚众唱歌，总是小概率事件。好在老邓和小毛缺乏这种基因。几瓶下肚，嗓门拔高，眼渐迷离，黄金时段就开启了。感谢上帝，每次都让我喝得足够多，可以忘掉老邓星月之下吼出的秦腔。感谢上帝，让我记得毛子路的Beyond，还有《爱拼才会赢》。他唱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着急，什么都不说，又说了很多。
    毛子路是个小说家。写过两本小说，都没出版。第一本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间传阅，估计传的多，阅的少。第二本挂在网上，点击率停留在三位数。写小说的小毛，并不怎么在意出版。他把写小说当成一种生活。他想通过写小说，把自己救起来。
    毛子路写小说，这件事多少和我有关。多年之前的一个夏夜，我把小毛灌醉了。那是在一个烧烤摊，我挥舞着手里的竹签，向他宣讲小说家的戒律。酒精占了大量内存，我还是把能想到的励志故事全都抖露了一遍。主题只有一个：希望他把小说当成手艺，把写小说当成生活。有旁观者为证，那晚，小毛哭了。一个真信徒，碰上一个伪传教士，这是合理的反应。第二天，我穷极无聊地醒酒，小毛独自开启了向村上春树致敬的生活模式：写小说，跑步。一直跑到现在，写到现在。不知道他会跑到什么时候，写到什么时候。
    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我对小毛的影响，而是借助小毛，我发现自己只是一个伪传教士。伪传教士，是那种向人兜售生活意见，自己却顽固于坏生活的人。
    从那时开始，毛子路成了我的老师。他在南方的小镇写小说，跑步。隔几个月，总要打电话聊聊。还是那个毛式语调，又严肃又着急。关于生活，他总有很多话说。因为他时刻都在准备改变，也时刻都在改变着，变成一个更好的样子。至于我，每次都在电话的这边无话可说，因为善于兜售生活意见的我，始终在愧悔中过着旧生活。
    正是这份愧悔，让我认真反省自己持有的生活意见。我逼问自己，究竟相信什么？究竟愿意遵从哪种生活原则？抑或，我只能过一种无原则的生活？
    乙未年春节前夕，我决定给毛子路写信，每封信谈一个汉字。借助这些汉字，谈谈我对生活的反省。我问他，如果每天收到一封长篇大论的信，会不会烦。他说，会烦，但可以忍。于是我动笔了。我跟小毛开玩笑，2015年，他应该感谢我：像他这样不怎么浪漫的孩子，此生可能不会再从第二个人那里收到十几万字的信了。
    其实，该是我感谢他才对。感谢又着急又严肃的生活探索者毛子路。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生活严肃、着急起来。于是，我在2015年做了一件好玩的事。
    六
    最后，还要感谢几位小朋友。他们是：兰川（郭春燕）、北宸（张辰）、刺猬妞（杨菲）、芳琦（邢芳琦）、焕焕（张焕焕）。
    读者将会发现，每封信的辑页背面，都有一个漂亮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会出现与正文相关的文字片段，及其诵读——你会听到两个美好的声音。这个创意，来自绍东。二维码的设计和制作，来自刺猬妞。兰川、北宸承担了全部诵读。芳琦、焕焕为本书做了认真的校对。
    绍东说，书里有不少段落，他是听到兰川、北宸的诵读，才觉出味道。我想，说不定小朋友们比我更理解我写的文字。这本就是写给他们的书。谢谢他们和我一起做了这件好玩的事。

    带着托尔斯泰去草原
    一
    终于赶在夏天的尾巴，了结一组奇怪的写作，奖励自己一次旅行。旅行综合症之一，是出行前的选书。带一本书去旅行，哪怕不读，是多年沉疴，早已放弃治疗。背包里的书换了又换，都不称心。称心的意思是，放在包里，哪怕不读，也踏实。
    小说不称心。旅途中，哪有心思关心别人的纸上故事。哲学不称心。草原星空虽美，毕竟不适合赞美星空的康德。诗呢，即便在家，也好久不读了。旅伴提醒，如果只为排遣无聊，不必劳烦书，世上有种东西叫作微信，动动拇指，随时有字可读，有图可看，有人可骂。可惜，微信也不称心。那上面，俏皮话太多。明白人太多，正义太多，温情太多，仿佛大家都早早用拇指看透了世界。我想看的，是这个看不透的世界。
    既然都不称心，只好报复式地任性。当然是报复自己，索性拿一本不出门也不会看的书。架上的托尔斯泰文集，只看过那三部可以靠名字吓跑人的巨著。当初整套买回来，只为减轻一些愧疚。就是他吧。抽出日记那一册，随手翻。1907年10月10日，托翁写了一句话：
    人生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件伟大、庄严的事。生永远应该像死那样严肃、庄严。
    再一翻，1905年8月27日：
    生就是死。好好活着便是好好死去。努力好好死去吧！
    这可如何是好呢。死于1910的托翁，最后的几年，还是这么不俏皮，不明白，不怎么看得透。有点儿想要亲近这老头。快要死的时候，还在琢磨应该如何活，这样的老头不常见。一本日记倒着翻，51岁是个节点。那年，老头从虚无主义者变成基督徒。他说，来龙去脉都写在《忏悔录》里。
    1879年，托尔斯泰从虚无主义者变成基督徒。隐隐觉得，这是一个跟我有关的故事。找出《忏悔录》粗粗浏览，51岁的托尔斯泰说，此前的人生，没有意义。凭借不多的文学史常识，我知道所谓此前的人生，是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生。
    出发前的那天上午，我把《忏悔录》放进行囊。这是一本小说家写的哲学书。作为旅行读物，没什么比它更不称心了。不称心的意思是，一旦放进包里，不读，就不踏实。
    二
    8月3日，车到丹东。当地的小朋友周到极了。赶海，登山，探城，时时兴奋，又不过火，似乎可以日日如此兴奋下去。鸭绿江边眺望朝鲜，我是标准观光客。频频按快门，偶尔一声叹息。叹息，为了对岸那神秘且据说恐怖的生活，庆幸自己身在此岸。转过身，看着此岸的人头攒动，密匝匝挥舞不起来的自拍杆，爽然自失。我的生活果真比我眺望的生活值得庆幸么？生活的恐怖，在于被规定，被劫持。我庆幸，难道只因偶尔遇到一种稍微舒服一些的劫持？那一刻，我惦记行囊里的托尔斯泰，想听他讲讲他的生活。 丹东的几天，总是美味满桌，推杯换盏，笑闹起来，就没了节制。那样的良夜，谁需要节制呢，大家都在拼命快乐。有几次，我想聊聊托尔斯泰。朋友们显然更喜欢玩儿“谁是卧底”。我也喜欢。 回到宾馆，胃里灌满啤酒。打开《忏悔录》，按着托尔斯泰的指示，编一份他的精神年谱。每晚每早编一点儿，这是一个人的私密行程。 ·童年，托尔斯泰接受正统的东3－教教育。16岁那年，他不再祷告，不再主动上教堂。18岁，正式与基督信仰决裂。他相信，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上帝是个累赘的概念。 ·18岁到34岁，托尔斯泰完成学业，开始写作，游历欧洲，结婚。这十几年，他成为文学明星，跻身顶级的作家、艺术家圈子。他和他的朋友们坚信，世界的未来，就在自己的引领之下。 ·34岁到49岁，托尔斯泰说，痛快享受了十五年的家庭幸福。写作、农庄事务，都在一种良好的惯性中稳步推进。声名、财富，早就超过了很多人想象当中的顶峰，而且一点也看不出衰落的势头。 ·46岁开始，托尔斯泰，这个没理由不幸福的人时常觉得惶惶不安。用他的话说，生命停滞了。抑郁和幸福纠缠交错。抑郁渐渐占了上风。每晚回到自己的房间，脱下衣服，他得把衣带拿到房外，生怕自己吊死在衣柜的横梁上。到郊野散步，也不敢带猎枪。而此时，即便在最亲近的旁人眼里，他是功成名就的幸福的文豪。在幸福的生活中体味彻骨的不幸。托尔斯泰开始认真思考生命到底是不是一个幻觉，一个玩笑。 ·51岁到54岁，托尔斯泰写《忏悔录》，宣布成为基督徒。与此同时，他告诉读者，自己此前的写作、生活，或者说此前的成功，没有意义。 托尔斯泰50岁前后的这场精神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改变，在文学史上很有名。有名的原因之一是，从此以后，托尔斯泰不再是一位专心致志的小说家了。当年的文学史课堂上，老师一提到这件事就把惋惜和惆怅挂在脸上。按照老师的意思，要是托尔斯泰不花那么多时间写那些宗教、政治的论文，要是他把精力放在自己更擅长的领域，不去操心那些玄虚无解的大问题，他可能更成功，更伟大。托尔斯泰相信，51岁之后，自己回到了生活的正路。当年的文学史老师却暗示，那是一条小说家的歧途。老师的标准，是小说家的生产力。可惜，这成了托尔斯泰的次要之事。 《忏悔录》，从成功写起。成功的社交明星，成功的作家，成功的庄园主，成功的丈夫，这是多数人梦寐以求想要达到并且止步的地方，也是我的文学史老师希望托尔斯泰止步的地方。正是从这个地方出发，托尔斯泰走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原本以为，那是一条绝路。为何走上绝路？因为不走更痛苦。 …… 七 爆炸之后的第四天，我坐上飞机，飞回炸伤的城市。 飞机在空中颠簸，我害怕极了。怕死。无论同机多少人，我怕的是那个只能独自面对的死。我怕我配不上它。比怕死更怕的，还有落地之后，等着我的生活。 旅行结束十多天。忙着搬家，坚持跑步，偶尔整理旅途笔记。抄着托尔斯泰，想起叶芝的诗： 以后呢 大学里的好朋友都认为 他长大准会出名， 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整个青春都苦干不怕累，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写的文章都有人爱， 过了几年他就赢得荣名， 有足够的钱够他花费， 有称得上朋友的朋友往来，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的一切美梦都已实现， 房子，老婆，儿女等等， 园子里有花有菜又有田， 诗人墨客围着他转；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老了，心想“该做的都已做成， 童年的计划样样顺利， 让傻瓜们胡说去，我不改初衷， 事业达到了完美的顶峰”。 柏拉图的鬼魂大声问：“以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