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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识字(在汉字里重审生活)

  • 定价: ¥42
  • ISBN:9787201107455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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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天津人民
  • 页数:273页
  • 作者:杨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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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8-01 第1版
  • 2016-08-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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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其实不识字(在汉字里重审生活)》这本奇特的书里,作者杨无锐写了二十五封信,谈了三十个汉字,对汉字背后的思想、古人的生活方式做出了独到的阐发:汉字,不是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照亮世界的光;汉字照亮的,是一个有神迹、有美善、有正义的人文世界。

内容提要

    《其实不识字(在汉字里重审生活)》不是一本讲述汉字历史的书,也不是识字读物,而是一本借汉字重审生活的书。作者杨无锐借助对汉字的疏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汉字观:汉字不只是工具,还蕴含生活哲理。我们的汉字是耗损的汉字,我们已经失去了向汉字学习的能力。而伴随汉字耗损的,实际上是我们思维和生活的耗损。

作者简介

    杨无锐,1978年生,文学博士,深受学生喜爱的大学教师,著有《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林泉高致评注》(中华书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物资出版社)、《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花城出版社)。与友人邓军海共同发起并主持者也读书会,与小朋友们一起读书,仰望圣贤,思考生活。

目录


字:其实不识字
天:今天聊聊天
日:日日是好日
时:时间去哪儿了
节:想起我们该有的样子
世:没有需要追赶的时代
土:啊,我回来了
始:回到种子
兴:不敢高兴
味:我们到了乏味的时刻
文:如何杀死文学
艺:教育,为了机器,还是为了人
待:努力加餐饭
国:万国之上有谁在
君:皇帝真的有新装
大:地狱里人人都是上铺兄弟
名:我们的沦陷于概念的生活
礼:死去活来的优雅
仁:我们的柔软的心
性:假如麦子不死
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经典:被告席上的古人
狂狷、乡愿:抵抗你的时代
本末:“次要”颂
道:不可说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带着托尔斯泰去草原——代后记

前言

    一
    2015年,我只做了一件好玩的事:给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写了一堆信,加在一起,十几万字。这些信,前前后后写了几个月,从春天写到夏天,然后就扔到了一边。2016年春节,我把它们找出来,边整理,边重读。读着读着,生出一个谦卑的感想:这么好的信,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这的确是谦卑的感想。谦卑的意思是:不好意思拿差劲儿的东西打扰别人。既然写出了配得上让人们阅读的东西,故作谦卑,才是傲慢。
    这些信写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信?我想在这篇短序里交代一下。
    将近三十封信里,我向我的朋友小毛介绍了几十个汉字:天、日、时、节……道。这是一些本来无需介绍的汉字,因为只要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人人能读,能写。但我执意讲述它们,因为我相信,这些人人能读能写的汉字里,有一些为人遗忘的生活意见。我希望和小毛一起,“在汉字里重审生活”。
    重审生活,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孔夫子和苏格拉底的古老建议。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建议尤为重要。尤为重要,不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更坏,或更好,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是我们展开生活的唯一机会。
    从苏格拉底开始,重审生活,首先意味着重审自身时代里那些关于生活的意见。每个时代,都会向生活其中的人们提供大量生活意见。这些意见,往往以“常识”或“真理”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头脑。接受了这些意见,人们也就接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生活。所谓某某时代,无非是指,在某个时间,出现了一大批操持相似生活意见的人。他们都把此刻的生活当成天经地义,想象不出其他可能。
    正因如此。重审生活永远是困难的,远比操心生活困难。操心生活,是为给定的问题寻找答案。重审生活,则要重新提出关于生活的问题,甚至要把生活本身变成问题。
    文明史上的奇妙景象:再烂的时代,也会被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忍受、接受、享受,甚至以为天经地义;再好的时代,也总会有些不合时宜的异见者,提醒人们——这个时代有问题。没有那些“绝大多数”,群体生活无从延续。没有那些“不合时宜的异见者”,群体生活便可能永远沦为群氓生活。
    文明史上的另一桩奇妙景象:那些所谓的大好时代。往往因其异见者而更见精彩,更让人怀念。好的时代,总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矛盾:当强权和成功者受到人们一致称颂的时候,却可以有圣贤人物指摘他们的政策所导致的堕落。雅典人拥有伯里克利的业绩,也拥有柏拉图对伯里克利的批评。
    文明史的良心读者,当然感念伯里克利们。因为他们好好地照顾着雅典,替人们操心生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们,同样值得感念。因为他们提醒忙于生活的人们停下来,重新审视生活。伯里克利们,让生活得以继续。苏格拉底们,则努力防止生活被篡夺,被那些看似天经地义的生活意见篡夺。
    生活被篡夺的人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被篡夺。这正是“篡夺”的绝妙之处。它让人们在思考生活之前就已忘了生活是可以思考的。提防篡夺,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那些“天经地义”贬抑为可以讨论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对生活的重审。永远要指向一个时代里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因为,唯有最有势力者,才可能把自己装扮成天经地义。
    如何重审那些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古代圣贤给出的示范是,不断提醒人们回到话语的本源,那里包含着更值得倾听的古老教诲。原因很简单:对生活的篡夺,通常始于对语言的篡改。最聪明的暴君,不会满足于让人们接受赤裸裸的不幸。他会通过摆弄词汇,让人们把不幸当成幸福。当“幸福”这个词被篡改的时候,人们追寻幸福的可能也就被篡夺了。这个时候,比获取幸福更重要的,是回到篡改之前,重新想想何谓幸福。
    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人在自己的时代里重审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这是一部智慧史,也是一部良知史,与此同时,还是一部对智慧和良知的敌意史。因为,那些费尽唇舌提醒人们重新思考“幸福”“成功”“爱”“正义”的人,总是被视为词汇的玩弄者,或生活的绊脚石。总之,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是与最受欢迎的生活作对的人。
    尽管不受欢迎,苏格拉底们还是手握胜算。文明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都对古老事物保持起码的敬畏。古老总是与更伟大的神圣、智慧相关。这就使得篡夺者们有所忌惮:篡夺总是意味着偷偷加进一些新东西,而人们始终习惯把新东西放在有待审查的被告席上。这就是苏格拉底们的胜算:他们在敬畏古老的时代里提醒人们追溯往昔。
    然而,在一个最新的时代里。苏格拉底们被一劳永逸地篡夺了发言权。最新的时代有一个最新的胎记,那就是对“新”的偶像崇拜。在这个时代,“新”,就是维护自身的最高理由,一劳永逸地免于审查。相反,一切古老事物都被赶上被告席。于是,“重审生活”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最新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有问题的不是“新”,而是那些敌视“新”的人。
    新的就是好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势力的生活意见。所有其他有待审视的生活意见,有了“新”的加持,都变得天经地义,不容亵渎。面对它,喜欢追溯往昔的苏格拉底们唯有闭嘴。他们无权审判新时代,他们自己就是被告。敌视新,便是一招致命的罪状。
    二
    2015年,我只做了一件好玩的事:给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写了十几万字的信,在信里讲述几十个汉字。我希望和小毛一起,“在汉字里重审生活”。
    从“重审生活”扯到苏格拉底,绝非想要借助他的声望和势力推销新书。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是:要想劝说人们听听你的话,最好和那些古老陈旧之物划清界限。人们随时准备相信新学说、新发现。自称为“新”,才是最保险的营销手段。
    写这些信的时候,我时时感念那些在自己的时代里提醒人们重审生活的人。我的信,既没有他们那样的智慧,也非出自他们那样的良知。我迫切想要写下这些文字,迫切想要和一个名叫小毛的年轻人交流,仅仅因为我自己的痛苦,源于生活的痛苦。
    ……
    那之后不久,老邓和我,张罗出一个读书会。读书会办了两年,毛子路在里面混了两年。
    我们读了不少书:《猜想与反驳》《天下篇》《四种爱》《论语》。
    我们说了不少话。说话最多的,除了老邓,就属小毛。我发现,这两个人的言语风格越来越像:都是又严肃又着急。哪怕别人的话题跑出千里万里,他们都能坦坦荡荡毫无技巧地打断,扯回自己严肃而着急着的那件事,然后,坦坦荡荡地千里万里。让我惊喜的是,小毛虽然还是那么严肃而着急,却不再是自以为是的思考了。他开始学会辨认,哪些时候,只是好像在思考。滔滔不绝之后,他也会停下来想想,到底是在谈书,还是谈自己。
    我们喝了不少酒。在教研室,在秋水湖,还有一次,搬了一箱啤酒冲到时间广场,成功惊动了保卫科。秋水湖边的那些晚上,最让人怀念。聊天,喝酒,继之以歌,继之以手舞足蹈。在腼腆成为文化基因的圈子里,聚众唱歌,总是小概率事件。好在老邓和小毛缺乏这种基因。几瓶下肚,嗓门拔高,眼渐迷离,黄金时段就开启了。感谢上帝,每次都让我喝得足够多,可以忘掉老邓星月之下吼出的秦腔。感谢上帝,让我记得毛子路的Beyond,还有《爱拼才会赢》。他唱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着急,什么都不说,又说了很多。
    毛子路是个小说家。写过两本小说,都没出版。第一本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间传阅,估计传的多,阅的少。第二本挂在网上,点击率停留在三位数。写小说的小毛,并不怎么在意出版。他把写小说当成一种生活。他想通过写小说,把自己救起来。
    毛子路写小说,这件事多少和我有关。多年之前的一个夏夜,我把小毛灌醉了。那是在一个烧烤摊,我挥舞着手里的竹签,向他宣讲小说家的戒律。酒精占了大量内存,我还是把能想到的励志故事全都抖露了一遍。主题只有一个:希望他把小说当成手艺,把写小说当成生活。有旁观者为证,那晚,小毛哭了。一个真信徒,碰上一个伪传教士,这是合理的反应。第二天,我穷极无聊地醒酒,小毛独自开启了向村上春树致敬的生活模式:写小说,跑步。一直跑到现在,写到现在。不知道他会跑到什么时候,写到什么时候。
    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我对小毛的影响,而是借助小毛,我发现自己只是一个伪传教士。伪传教士,是那种向人兜售生活意见,自己却顽固于坏生活的人。
    从那时开始,毛子路成了我的老师。他在南方的小镇写小说,跑步。隔几个月,总要打电话聊聊。还是那个毛式语调,又严肃又着急。关于生活,他总有很多话说。因为他时刻都在准备改变,也时刻都在改变着,变成一个更好的样子。至于我,每次都在电话的这边无话可说,因为善于兜售生活意见的我,始终在愧悔中过着旧生活。
    正是这份愧悔,让我认真反省自己持有的生活意见。我逼问自己,究竟相信什么?究竟愿意遵从哪种生活原则?抑或,我只能过一种无原则的生活?
    乙未年春节前夕,我决定给毛子路写信,每封信谈一个汉字。借助这些汉字,谈谈我对生活的反省。我问他,如果每天收到一封长篇大论的信,会不会烦。他说,会烦,但可以忍。于是我动笔了。我跟小毛开玩笑,2015年,他应该感谢我:像他这样不怎么浪漫的孩子,此生可能不会再从第二个人那里收到十几万字的信了。
    其实,该是我感谢他才对。感谢又着急又严肃的生活探索者毛子路。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生活严肃、着急起来。于是,我在2015年做了一件好玩的事。
    六
    最后,还要感谢几位小朋友。他们是:兰川(郭春燕)、北宸(张辰)、刺猬妞(杨菲)、芳琦(邢芳琦)、焕焕(张焕焕)。
    读者将会发现,每封信的辑页背面,都有一个漂亮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会出现与正文相关的文字片段,及其诵读——你会听到两个美好的声音。这个创意,来自绍东。二维码的设计和制作,来自刺猬妞。兰川、北宸承担了全部诵读。芳琦、焕焕为本书做了认真的校对。
    绍东说,书里有不少段落,他是听到兰川、北宸的诵读,才觉出味道。我想,说不定小朋友们比我更理解我写的文字。这本就是写给他们的书。谢谢他们和我一起做了这件好玩的事。

后记

    带着托尔斯泰去草原
    一
    终于赶在夏天的尾巴,了结一组奇怪的写作,奖励自己一次旅行。旅行综合症之一,是出行前的选书。带一本书去旅行,哪怕不读,是多年沉疴,早已放弃治疗。背包里的书换了又换,都不称心。称心的意思是,放在包里,哪怕不读,也踏实。
    小说不称心。旅途中,哪有心思关心别人的纸上故事。哲学不称心。草原星空虽美,毕竟不适合赞美星空的康德。诗呢,即便在家,也好久不读了。旅伴提醒,如果只为排遣无聊,不必劳烦书,世上有种东西叫作微信,动动拇指,随时有字可读,有图可看,有人可骂。可惜,微信也不称心。那上面,俏皮话太多。明白人太多,正义太多,温情太多,仿佛大家都早早用拇指看透了世界。我想看的,是这个看不透的世界。
    既然都不称心,只好报复式地任性。当然是报复自己,索性拿一本不出门也不会看的书。架上的托尔斯泰文集,只看过那三部可以靠名字吓跑人的巨著。当初整套买回来,只为减轻一些愧疚。就是他吧。抽出日记那一册,随手翻。1907年10月10日,托翁写了一句话:
    人生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件伟大、庄严的事。生永远应该像死那样严肃、庄严。
    再一翻,1905年8月27日:
    生就是死。好好活着便是好好死去。努力好好死去吧!
    这可如何是好呢。死于1910的托翁,最后的几年,还是这么不俏皮,不明白,不怎么看得透。有点儿想要亲近这老头。快要死的时候,还在琢磨应该如何活,这样的老头不常见。一本日记倒着翻,51岁是个节点。那年,老头从虚无主义者变成基督徒。他说,来龙去脉都写在《忏悔录》里。
    1879年,托尔斯泰从虚无主义者变成基督徒。隐隐觉得,这是一个跟我有关的故事。找出《忏悔录》粗粗浏览,51岁的托尔斯泰说,此前的人生,没有意义。凭借不多的文学史常识,我知道所谓此前的人生,是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生。
    出发前的那天上午,我把《忏悔录》放进行囊。这是一本小说家写的哲学书。作为旅行读物,没什么比它更不称心了。不称心的意思是,一旦放进包里,不读,就不踏实。
    二
    8月3日,车到丹东。当地的小朋友周到极了。赶海,登山,探城,时时兴奋,又不过火,似乎可以日日如此兴奋下去。鸭绿江边眺望朝鲜,我是标准观光客。频频按快门,偶尔一声叹息。叹息,为了对岸那神秘且据说恐怖的生活,庆幸自己身在此岸。转过身,看着此岸的人头攒动,密匝匝挥舞不起来的自拍杆,爽然自失。我的生活果真比我眺望的生活值得庆幸么?生活的恐怖,在于被规定,被劫持。我庆幸,难道只因偶尔遇到一种稍微舒服一些的劫持?那一刻,我惦记行囊里的托尔斯泰,想听他讲讲他的生活。 丹东的几天,总是美味满桌,推杯换盏,笑闹起来,就没了节制。那样的良夜,谁需要节制呢,大家都在拼命快乐。有几次,我想聊聊托尔斯泰。朋友们显然更喜欢玩儿“谁是卧底”。我也喜欢。 回到宾馆,胃里灌满啤酒。打开《忏悔录》,按着托尔斯泰的指示,编一份他的精神年谱。每晚每早编一点儿,这是一个人的私密行程。 ·童年,托尔斯泰接受正统的东3-教教育。16岁那年,他不再祷告,不再主动上教堂。18岁,正式与基督信仰决裂。他相信,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上帝是个累赘的概念。 ·18岁到34岁,托尔斯泰完成学业,开始写作,游历欧洲,结婚。这十几年,他成为文学明星,跻身顶级的作家、艺术家圈子。他和他的朋友们坚信,世界的未来,就在自己的引领之下。 ·34岁到49岁,托尔斯泰说,痛快享受了十五年的家庭幸福。写作、农庄事务,都在一种良好的惯性中稳步推进。声名、财富,早就超过了很多人想象当中的顶峰,而且一点也看不出衰落的势头。 ·46岁开始,托尔斯泰,这个没理由不幸福的人时常觉得惶惶不安。用他的话说,生命停滞了。抑郁和幸福纠缠交错。抑郁渐渐占了上风。每晚回到自己的房间,脱下衣服,他得把衣带拿到房外,生怕自己吊死在衣柜的横梁上。到郊野散步,也不敢带猎枪。而此时,即便在最亲近的旁人眼里,他是功成名就的幸福的文豪。在幸福的生活中体味彻骨的不幸。托尔斯泰开始认真思考生命到底是不是一个幻觉,一个玩笑。 ·51岁到54岁,托尔斯泰写《忏悔录》,宣布成为基督徒。与此同时,他告诉读者,自己此前的写作、生活,或者说此前的成功,没有意义。 托尔斯泰50岁前后的这场精神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改变,在文学史上很有名。有名的原因之一是,从此以后,托尔斯泰不再是一位专心致志的小说家了。当年的文学史课堂上,老师一提到这件事就把惋惜和惆怅挂在脸上。按照老师的意思,要是托尔斯泰不花那么多时间写那些宗教、政治的论文,要是他把精力放在自己更擅长的领域,不去操心那些玄虚无解的大问题,他可能更成功,更伟大。托尔斯泰相信,51岁之后,自己回到了生活的正路。当年的文学史老师却暗示,那是一条小说家的歧途。老师的标准,是小说家的生产力。可惜,这成了托尔斯泰的次要之事。 《忏悔录》,从成功写起。成功的社交明星,成功的作家,成功的庄园主,成功的丈夫,这是多数人梦寐以求想要达到并且止步的地方,也是我的文学史老师希望托尔斯泰止步的地方。正是从这个地方出发,托尔斯泰走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原本以为,那是一条绝路。为何走上绝路?因为不走更痛苦。 …… 七 爆炸之后的第四天,我坐上飞机,飞回炸伤的城市。 飞机在空中颠簸,我害怕极了。怕死。无论同机多少人,我怕的是那个只能独自面对的死。我怕我配不上它。比怕死更怕的,还有落地之后,等着我的生活。 旅行结束十多天。忙着搬家,坚持跑步,偶尔整理旅途笔记。抄着托尔斯泰,想起叶芝的诗: 以后呢 大学里的好朋友都认为 他长大准会出名, 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整个青春都苦干不怕累,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写的文章都有人爱, 过了几年他就赢得荣名, 有足够的钱够他花费, 有称得上朋友的朋友往来,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的一切美梦都已实现, 房子,老婆,儿女等等, 园子里有花有菜又有田, 诗人墨客围着他转;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老了,心想“该做的都已做成, 童年的计划样样顺利, 让傻瓜们胡说去,我不改初衷, 事业达到了完美的顶峰”。 柏拉图的鬼魂大声问:“以后呢?”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小毛,现在我们知道,在古人看来,竹节对竹的缠束不只是自然现象,还提供了道德洞见。
    这个道德洞见的第一层意思是:生命应当接受约束。
    但是,这看起来似乎与现代人的道德意识并无区别。现代人亘古未有地讲求纪律。如果说纪律就是一种约束的话,现代社会对人的约束技术大概远在古人之上。
    所以我们必须立即加以澄清:现代人把约束视为必要的恶;古人则认为约束是必要的善。
    这又如何理解呢?不妨想象两位母亲。
    其中一位,坚信自己的孩子应该快乐而无拘无束地长大,顺应本性的快乐成长,本来就是生命的最高目的。可是,这位母亲担心,完全地放任,会让孩子在社会生活中吃亏。另外,这位母亲终将发现,一个恣意成长的孩子,连自己都无法忍受。于是,她决定给孩子颁布纪律。纪律的目的,只是保证生活的秩序与孩子的安全。母亲约束孩子,是为孩子好。而所谓“为孩子好”,是出于利害得失的计算。
    另一位母亲,认为孩子的生物本性不足信任。教养孩子成人,意味着依据更完美的模板雕塑他。雕塑当然不代表可以随意捏造生命的形状,而是让生命里最好的那部分显露出来。大卫本就藏在岩石当中,米开朗基罗的工作,是把多余的石渣凿掉。这位母亲也一样。她约束孩子,首先不是帮他避免可能的坏,而是让他承当本应承当的好。而所谓“本应承当的好”,并非来自利害得失的计算,只是人之为人的义务——本即藏于顽石中的最美好的部分。
    前一位母亲,把约束视为必要的恶;后一位母亲认为约束是必要的善。前一位母亲会说,约束是有用的。后一位母亲会说,约束是应当的。后一位母亲,肯定更能理解“节”字提供的道德洞见。
    小毛,你大概会立刻追问:“有用”与“应当”,又有何区别,听起来差不多嘛。不妨再想象一下:一个失眠的人,需要一段旋律抚平情绪。这时,他不一定选择贝多芬。一首故乡童谣或许见效更快。也就是说,对失眠的他而言,童谣比贝多芬更“有用”。一旦摆脱失眠困扰,此人可能在贝多芬和童谣之间重新选择。根据他的音乐教养,他会承认贝多芬的价值,“应当”在童谣之上。区别就在这里:“有用”是基于需要计算效果;“应当”则根据更为稳定的,不随临时需要而改变的尺度。
    前面的信里,我曾提到,现代人不太愿意相信存在某种所有人共享的尺度,所以连带着不太喜欢“应当”这个词。对现代人而言,某事“有用”比某事“应当”更具说服力。现代人做一件事,因为它对个人有用,对家庭有用,对国家有用。我们很难想象对个人没用却“应当”的事。国家很难容忍对国家没用却“应当”的事。
    “约束是有用的”,意味着它符合个人或国家的需要,是个人或国家经过计算权衡选择了它。“约束是应当的”,则意味着它是正确生活的一部分,无论个人或国家是否需要,哪怕它妨碍了个人或国家的特殊需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约束是应当的”,它的尺度是什么?简单地回答。就是天道。古典语境里,“节”字本来就与天道相关。西汉大儒董仲舒说:“节者,天之制也。”而这句话,出自一篇名为《循天之道》的文章。它的意思是:“节”是天对人的规定,无论君主、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循顺天道,过有节的生活。
    说统治者应当过有节的生活,可能是指他不应放纵自己的欲望,把国家当成纵欲的工具。他应当有节,不只因为这样能助他长久统治,更是因为凡共享天道的人都知道统治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说国家应该过有节的生活,可能是指它不应纵容自己的权力,把国民当成棋子和炮灰。它应当有节,不只因为这样能助它有效管理,更是因为凡共享天道的人都知道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
    说人应该过有节的生活,可能是指他不应纵容自己的情感欲望习性,让自己成为瘾君子、偏执狂。他应当有节,不只因为这样有助他生活快乐长命百岁,更是因为凡共享天道的人都知道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然,共享天道的人未必能够详细勾勒统治者、国家、个人的具体形象,但他们至少一直承认,一切事物都有一个“该有的样子”在。剩下的,只是如何更好地认识它、表述它。
    一个人,如果承认那个“该有的样子”,当他谈论有节的生活时,其实是在谈论一个关于正义的话题。因为“节”的尺度是正义,它也总是引导人们继续思考正义。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这样的人。
    小毛,你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根据你我所受的教育,一切正义,都只对倡导它的人有用。人们无非把自己的需要包装成正义而已。我们即便尚未极端到把所有关于正义的说教斥为谎言,也早已学会一套熟练的拆穿技术:“哪有什么正义,无非……而已。”
    我们是对正义拥有免疫力的一代。正因如此,对我们而言,所谓过有节的生活,就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了:个人需要节制情感,因为这样有助于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统治者需要节制贪欲,因为这样有利于长治久安。
    在相信正义的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谈论节制。在不相信正义的时代,节制,成了政客、养生专家、性爱咨询师的专利。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古典语境里,“节”字提供哪些道德洞见:
    1、生命必须接受约束。
    2、约束不是有用的恶,而是正当的善,是让生命成为他“应该的样子”。
    P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