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法则 为人、处世、交友智慧，
    古代印度皇室必读书 风靡世界逾千年之久
    多达五十多个翻译语种 影响遍布全球
    季羡林先生高度赞誉 首译中文全本
    世界上所有民族里产生寓言和童话最多的就是印度，现在流行世界各地的寓言和童话很少不是从印度传出来的。
    李安在谈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也曾提到：“印度教的故事是最棒的。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全部都输给它。”
    而印度最有名的故事集便是季羡林译注的《五卷书》，它被印度皇室作为政治和修身的课本，是一座智慧宝库。

    季羡林译注的《五卷书》的由来：印度一个国王，有三个笨得要命的儿子，“对经书毫无兴趣，缺少智慧”，有一个“精通许多事论而享大名”的婆罗门，写下了《五卷书》，在六个月内教会了三个王子统治论，从此，《五卷书》“就在地球上用来教育青年”。
    《五卷书》分为《朋友的决裂》《朋友的获得》《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与战争等等》《已经得到的东西的失去》和《不思而行》等五卷，作为印度皇子们的必读书，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智慧宝库，修身、齐家、治国法则，为人、处世、交友智慧，哲言警句俯拾皆是。《五卷书》不仅用于教育印度王子们治国安邦之策，也因其趣味浓郁的内容获得普通人民的喜爱，并用于学习为人处世之道。
    《五卷书》一直以来以其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影响著称于世，不仅在印度文学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学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也影响深远。季羡林曾经评价《五卷书》说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用任何文字写成的书籍以耶稣教的《新约》《旧约》译成的外国文字最多。但论到真正对民众的影响，恐怕《新约》《旧约》还要屈居第二位。”
    书中并附由巴列维文转译的阿拉伯文译本插图，朴拙可爱，颇具异域色彩。

    季羡林（1911.8.6-2009.7.11），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终身教授等。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曾三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桂冠。

出版前言
译本序
序言
第一卷  书朋友的决裂
第二卷  书朋友的获得
第三卷  书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与战争等等
第四卷  书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
第五卷  书不思而行
再版后记

    关于《五卷书》的形成，如序言中所说，印度一个国王，有三个笨得要命的儿子，“对经书毫无兴趣，缺少智慧”，有一个名叫毗湿奴舍哩曼的婆罗门，“精通许多事论而享大名”，写下了《五卷书》，在六个月内教会了三个皇子统治论，从此，《五卷书》“就在地球上用来教育青年”。
    《五卷书》分为《朋友的决裂》《朋友的获得》《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与战争等等》《已经得到的东西的失去》和《不思而行》等五卷，所以称为《五卷书》。
    通俗来讲，《五卷书》是一部古印度民间故事集，也是一部寓言集和童话故事集，虽然是以统治论用于教育印度王子们治国安邦之策，却也因其趣味浓郁的内容获得普通人民的喜爱，并用于学习为人处世之道。
    《五卷书》一直以来以其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影响著称于世，不仅在印度文学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学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也影响深远。季羡林曾经说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用任何文字写成的书籍以耶稣教的《新约》《旧约》译成的外国文字最多。但论到真正对民众的影响，恐怕《新约》《旧约》还要屈居第二位。”言外之意，《五卷书》在世界范围内对民众产生的影响超过《圣经》。
    《五卷书》最早的传本可能追溯到公元二三世纪，但是直到1959年中国才有了季羡林先生翻译的第一版汉译本，且流传不可谓深，亦不可谓广。所以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五卷书》似乎还是比较陌生的。
    关于《五卷书》形成的时代背景、文学地位和影响、结构特色等等，季羡林先生在本书中的《译本序》和《再版后记》中有详细介绍，这些文字对理解本书内容不无裨益，提醒读者不要忽略阅读。
    《五卷书》不仅以其独特的故事结构、韵散结合的行文特色，以及充满童话味道的寓言故事使人着迷，作为印度皇子们的必读书，《五卷书》更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智慧宝库，修身、齐家、治国法则，为人、处世、交友智慧，哲言警句俯拾皆是，例如：
    不管是怎样无足轻重，许多东西联起来就保证胜利。
    用一些草就可以搓成绳子，用这绳子连大象也能捆起。
    谁要是不把敌人和疾病在刚发现的时候就消灭掉，
    即使他非常有力，等到他（它）们壮大了，仍然会被打倒。
    一个人在世界上受到重视或轻视，
    取决于他的行动，取决于他自己。
    对一个有本领的人，哪有过重的负担？
    对一个有决心的人，哪有过远的距离？
    如果不希望一个人倒霉，即使他不问，也要对他说明事实，
    好人的规矩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倒行逆施。
    有本领的人用自己的本领来获取名声，出身有什么关系？
    ……
    如此不胜枚举。
    寓言的功能之一便是劝世警俗、启悟智慧等，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将此类句子用字体加粗的方式标示，以期提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多加思考，亦便于读者在随手翻阅时能多有收获。
    书中并附由巴列维文转译的阿拉伯文译本插图，朴拙可爱，颇具异域色彩，结合文中故事，值得欣赏玩味。
    《五卷书》篇幅浩大，故事串故事，根据标题统计的故事就达83个，其中又隐含其他故事，但因其寓言的文学形式，且原本就是为了教育青年，故阅读起来并无艰涩之感，且其中蕴含的哲理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时常咀嚼思考。
    本书虽几经编辑修订，仍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出。
    为更多人带来思考和益处，这是本书出版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季羡林先生翻译《五卷书》的初衷和期望。

    《五卷书》汉译本第一版于1959年出版，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原来写过一篇序，水平不高。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现在再版时，我打算把它保留下来。在过去二十年中，我忙于一些别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剥夺了一切读书和写作的权利，白白虚度了六七年。因此，我对于《五卷书》想得不多，也没有很多时间去想。但是，究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我一生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对这本书不可能没有一些新的看法，不管多么肤浅，毕竟是新的看法。我现在就用写后记的办法把这些想法写了出来。这样，对于读者，特别是对印度古代文学比较陌生的读者，也许会有些用处。
    在这里，我想谈下面几个问题：一、时代背景；二、印度古代文艺发展的道路；三、语言；四、思想内容；五、结构的特色。
    一时代背景
    这一部书在印度有很多传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因此，我们无法说它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有一些梵语文学史上，明确地说，它写成于某一个时代，这不是全面完整的说法。如果把印度古代梵语文学分为吠陀时期（前15～5世纪），史诗时期（前4世纪至公元后三四世纪）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1—12世纪）这样三个时期的话，那么《五卷书》的组织编纂时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外国不少的学者，比如德国的赫特尔（Hertel）和美国的爱哲顿（F. Edgerton）对《五卷书》加以细致的分析，企图找出其中的原始成分和后来窜入的成分，做出了一些成绩。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本书形成的过程是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涉及那样的问题。
    在印度历史上，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属于哪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呢?换句话说，《五卷书》的形成时期，社会是什么样的性质呢?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仔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说一句：这一时期的印度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而且是封建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矛盾当然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公社比较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印度封建时期的地主同中国的不大一样。国王，不论是大国的国王还是小国的国王，是向农村公社征收地租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所起的作用，要比中国的皇帝较为隐晦，因此有一些中国到印度去的和尚就认为印度赋税轻。但是实际上是同样的残酷。这个时期大小城市普遍兴起，商品交换相当频繁，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因此城市中商人和作坊主人、手工业者的地位日趋重要。行会的组织远在公元前几世纪的《本生经》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商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受压迫、受剥削者。从公元前5世纪起，封建社会一萌芽，商人的作用就日趋显著，许多新兴的宗教，比如佛教和耆那教所代表的利益中就有商人的利益在。宗教与商业在印度一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释迦牟尼本人就同商人有密切联系。巴利文《本生经》里面讲到商人的地方非常多。印度学者高善必（D.D Kosambi）因此就说《本生经》充满了“商人的环境”，这是抓到了问题的实质的。到了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商人与手工业者，同种姓制度更加密切地联系了起来，他们有了自己的种姓。这时种姓制度名义没有变，内容却有了变化，从颜色（Varna）向家庭出身（jati）的演变更加明确。婆罗门不一定都是祭司。刹帝利不一定都当国王、武士，有一些人是徒有其名的。吠舍分化得更厉害，有的书上连吠舍这个名称都不见了。商人、农民、手工业者，都属于吠舍。首陀罗地位更为下降，降入社会底层。但有的首陀罗也能升为国王。玄奘《大唐西域记》里就有这种记载。城市经济发展繁荣，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城市中的居民，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日子并不好过。商人的任务就是贸迁有无，经常在外面奔波。他们一方面受国王的压迫剥削，一方面又受到陆路水路盗贼和风涛的威胁，所谓商人入海采宝的故事，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他们必须结伴，才能战胜困难，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 以上这些情况，《五卷书》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这书里面故事的主人公，动物形象占一多半，人物形象占一少半。国王、商人、婆罗门、出家人都有。至于那些动物，实际上也是人的化身，它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是人的思想感情。 商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受到压迫，那么国王怎样呢? 诗歌和散文相结合的结构也对中国小说产生了影响，比如许多中国长篇小说，常常在散文叙述中间，写上一句“有诗为证”，然后就加入一些或长或短的诗。特别在描写山景或其他景致的时候，描写人物形象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诗歌。我们拿《西游记》第一回来做例子分析一下。同《五卷书》一样，第一回一开头就出现了一首诗。后来又有“真个好山!有辞赋为证。赋日：”。讲到猴子的时候，又有“你看他一个个：”。讲到瀑布，又有“但见那：”。讲到花果山，又有“但见那：”，“这里边：”。讲到美猴王，又有“有诗为证。诗日：”。下面还有不少的“但见那：”，“正是那：”，“但见：”，“但见他：”，“果然是：”。仅仅这第一回，就足以说明问题。下面我们就不再哕唆了。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不计其数的小说里都可以找到，我们也不在这里详细叙述了。统而观之，中国的诗歌和散文相结合，基本上是上面谈到的那两种形式的结合。换句话说，诗歌有时要重复一下散文里面讲的东西，只是换上一些华丽的词句；有时它又是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散文相续来讲述故事。 我对《五卷书》的一些新的看法，就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搁笔了。但是还有一些感想或感慨之类的东西，随着笔端涌向心头，似乎要一吐为快。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日子。现在再版时，已经庆祝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了。在这中间的二十年中，我们都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许多在这以前简直无法想象的，到了今天也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越过了这些风涛，经受住了磨炼。到了今天，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打掉了，我们心头的灰色思想清除了。我们又重新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地生活和工作起来。如果要我打一个比方的话，我想用凤凰从死灰中重生这一个典故。我们好多人不是都有重生的感觉吗?现在正是普天同庆，赤县腾欢的时候，大家都想为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尽上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有了一把子年纪的人也不例外。我写完这一篇再版后记，内心怡悦，无法形容，不知老之将至，专意看向未来，写毕掷笔，大有手舞足蹈之意了。 季羡林 1979年11月21日初稿 12月22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