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为明代晚期的大儒，徐光启所评“巨儒宿学，北面人宗”。
    他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大喊一声：“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
    他出身下层，却藏书满楼，成学界之领袖。
    本书讲述了焦竑的生平经历、官场事迹及其学术成就。

    焦竑，明代晚期著名考据学家。他虽出身下层，但以状元之才领袖学界。后人誉之为“真儒”“通才”。徐光启评他是“巨儒宿学，北面人宗”。        本书讲述了焦竑的生平经历、官场事迹及其学术成就。

    罗晓翔，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副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明代南京城市社会与城市性研究”“明清江南城市记忆与都市心态研 究”等多项。

引言  状元焦竑与晚明南京
第一章  家庭背景
第二章  入仕之前
第三章  宦海十年
第四章  优游林下
第五章  学术成就
结语历史洪流中的个人与家族
参考文献
附录明代的南京

    南京古称金陵、建邺、建康等，是素负盛名的“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与北京、西安、洛阳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南京在历史文化上的独特性，体现在曾多次承担过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复兴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在历史文化的视野下，把南京置于国家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探寻这座城市对于中华文明所起到的作用，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500多年的建城史，450年的建都史，使得南京在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许多多为中华数千年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广泛地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科技、曲艺等方面。在这些“立德、立功、立言”的杰出人物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标记，印证着历史人文精神的深邃。虽然这些历史身影已随着逝去的时代而远去，但他们留下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印记，作为后来者追慕先贤、思索人生、承继前行的路标，仍然是南京乃至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加快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2014年初夏，南京市政府根据“十二五”规划文化建设中提出的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出于充分挖掘、利用南京在历史名人资源方面的优势，彰显南京独特的历史名人文化，进而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目的，要求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及其下属单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展示工作的实施方案。
    客观、科学地界定南京历史文化名人，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系统梳理罗列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成立的南京市博物总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具体承担了起草《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展示工作实施方案》的工作，在经过了近一个月披沙拣金般的梳理与遴选后，研究所的同志们按时交出了一份包括近400位待选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小传的征求意见稿。此后，在南京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就如何实施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的弘扬与展示工作认真调研，反复斟酌，并召开了多次由市领导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博物院等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题论证会，最终在集思广益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甄选出首批共79位在南京乃至国内外都有一定历史地位、在彰显南京历史文化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并确定了在深入挖掘其内涵的基础上，采用雕塑创作、遗址与博物馆建设、遗迹修缮、深度挖掘出版、文艺创作等5种向全社会推介展示这些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的方式。
    这其中的深度挖掘出版方式，指的是在采撷、整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以南京历史文化名人为系列的名人传记或故事，适用于那些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中虽有明确记载，对南京历史文化发展也有较大影响，但其相关遗迹、遗存尚不确定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藉以系统地呈现南京历史文化，进一步增强南京文化软实力与综合竞争力。采用深度挖掘出版方式予以宣传推介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的人选，包括三国时期的书法家皇象、佛经翻译家支谦，东晋时期的道教学者葛洪、美术家戴逵、名僧暨佛经翻译家法显，南朝刘宋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史学家范晔、文学家刘义庆，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画家陆探微、诗人谢胱、美术评论家谢赫，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唐代诗人王昌龄，明代文学家宋濂、学者焦兹、书法篆刻家文彭，明末清初的竹刻艺人濮仲谦，清代文学家方苞，近代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共计20人。该项工作由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
    考虑到社会影响并兼顾大多数人的接受程度，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南京市博物总馆的主要领导认为《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应尽可能达到如下几点要求。一是实事求是，科学取舍。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收集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内容的史料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涉及政治、民族、宗教等重大敏感问题，在史料取舍与叙述上，谨慎科学处理。二是主题突出，详略得当。在具体的文字内容上，应包括上述各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主要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尽可能将每个人物的成就及其与南京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在书中予以浓墨重彩地展示。三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丛书的篇幅不宜过长，避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编撰行文应言之有物，但在行文中仍然务需严谨、规范，所使用的材料要求有来源、有依据，注重和突出面向大众的宣传、推介效果，争取较强的可读性，力求做到雅俗共赏。四是图文并茂，引人人胜。作为一部介绍历史名人的图书，在诸方面要凸显其文化特点和艺术魅力，每本书宜在行文中都配附一定数量、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图片，做到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这样一套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质的读物，自然不宜高头讲章般的满是庙堂之气，但学术层面的严谨和求实，也都必须遵循而丝毫马虎不得，因而对于编写工作的要求其实是相当高的，所以寻找合适的作者自然也就成了让人头疼不已的事。在这一方面，南京市博物总馆下辖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我们编纂这套《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不仅仅是为了让来者见贤思齐，心追范式，更主要是为了让后人通过读史而能自省，深入发掘、总结、提炼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优秀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转变为现实中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东西，从而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尽一份绵薄之力。
    鉴于《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丛书》所涉部分历史人物可资参阅的史料极其有限，加之编写时间匆促，本书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在此诚恳希望专家读者多加指教，以便有机会再作修改与补充。
    2018年3月

    状元焦竑，是晚明南京的一位杰出士人，在地方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我们在了解焦竑这个人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空背景。只有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才能更为客观地理解他的行为、思想与人生轨迹。
    首先，状元这一身份对于焦竑而言，既有荣耀的一面，也有悲情的一面。对于明清时期的士人而言，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考中进士，这也是唯一的成功阶梯。到了清代，捐纳之途大开，很多困顿场屋的士子可以通过捐纳获得任官资格，京官最高可捐到五品，外官最高可捐到四品。即便如此，通过捐纳获得官职的“异途出身”者，依然与考中进士的“正途出身”者有所区别。而在焦竑生活的年代，捐纳多为“捐监”，即以国子监生的身份参加吏部铨选，掣中的职位多为州县佐杂官或学校教官。这离士人们心目中的“成功”相距甚远。然而除此之外，当时社会提供给他们的职业选择实在太少。同时，他们心中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即便科举之路万般艰难，也不愿轻易放弃。生存压力加上偏执心态，导致很多人一生蹉跎，失意潦倒。
    焦竑虽然也经历过科场失意，但最终不仅考中了进士，而且是廷试第一的状元，这对一个士人来说是无上的褒奖。甚至他的家乡南京与祖籍地日照，都分享了这份荣耀。这个状元的身份，也足以让焦竑青史留名。然而这个迟来的成功，却没能让焦竑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前文提到，焦竑具有政治热情，他的思想中也有经世致用的一面。人职翰林院后，不仅师友门生对他期望极高，焦竑自己也很想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他在翰林院十年，对每一项工作都兢兢业业，最终却招致流言攻讦，身陷困境而被贬职。正如黄仁宇所言，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的失败。“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然，焦竑去官并没有导致他身败名裂。他依然是受人尊敬的文坛大儒，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优游林下，著书讲学，以道德经术引领海内。然而相比于他前半生的奋斗与曾经的辉煌，“老去服车空有志”的结局还是充满了悲情色彩。焦竑的很多师友门生都认为他“抱经国才，具人伦鉴，宜致位宰相，丞弼天子”。这也体现出时人对状元的期许。的确，在万历朝的首辅中，申时行、赵志皋、王锡爵、李廷机都曾是廷试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和探花。这种不自觉的对比与期待，或许也会时时扰乱焦竑的内心。他无法摆脱时代局限而获得真正的身心自由，只能选择妥协。 最后，焦氏家族自崇祯以后的迅速没落，也反映出明清南京城市社会的特殊之处。金陵焦氏自明初以军籍落户南京，到了焦瑞、焦竑这一代，终于实现身份转型。然而焦瑞没有子嗣。焦竑的三个儿子中，只有次子考中举人，可惜和长子一样早逝。唯一给他送终的三子焦润生，明清鼎革之际战死于云南。焦润生子焦纲，南明福王时期荫户部主事，鼎革后“感怆卒”。焦纲二子为焦诚、焦奶。清代康熙年间，焦仍之子焦君万将曾祖父焦润生的尸骨从云南迎归故里。然而直至清末，焦竑的子嗣中都未能有以功名人仕者。 焦竑的哥哥焦靖承袭军职，后代似无业儒者。至于弟弟焦皙的生平，史料中亦少有记载，只知焦皙去世较早，其妻胡氏，以守节闻名。焦皙有两个儿子，名为焦泰生、焦德生。泰生“隐于酒”，德生“遵母训，笃志力学，名誉日起，补应天诸生。崇祯十四年以疫卒”。明清鼎革之后，焦德生的两个儿子焦缜、焦竑由寡母抚养成人。焦缜为江宁生员，焦绠考中武举，然而都不幸早逝。此后他们的妻子张氏、卢氏各自带着幼子“渡江，守田舍焉”。 由于焦家在“生”字辈皆失意科场，家庭经济状况也随之恶化。这导致焦兹的丰富藏书无人能守，很快就流失了。黄宗羲(16lO—1695)在《天一阁藏书记(己未)》中曾记：“辛巳，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矣。”(《南雷文定》)“辛巳”是崇祯十四年(1641)，当时焦氏后人将焦弦藏书作价出售，但不接受零买，必须以两千两白银一次买断。从书籍保护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最为理想的。然而黄宗羲却拿不出这么多钱。他希望当时在南京任给事中的好朋友冯邺仙能把书买去，认为书落到冯邺仙手里，和在自己手里也是一样。然而冯邺仙最终也没有出手。焦兹的珍贵藏书就这样不知流散何方了。 类似的情况在晚明南京相当普遍。顾起元曾记：“南都前辈多藏书之富者，司马侍御泰、罗太守凤、胡太史汝嘉，尤号充栋，其后人不能守，遂多散佚。”其中御史司马泰家中“书目尤多，有东坡先生《论语解》抄本四卷，其家数有郁攸之变，此书亡矣”；胡汝嘉“牙签锦轴，最为珍异，而子孙式微，雕落市肆，尤为人所惋叹”；又有“里中故家子，有分书不计部数，以为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数册者。有藏书不庋箧笥，狼藉大米桶中，或为人践踏者”。这样一两代之后便雕落式微之士绅家庭在南京比比皆是。 “后人不能守”的原因，在于南京士绅家族的特殊形态。嘉靖末年，南京人盛时泰就说过：“国初尽徙城中人于四方，复取四方人实之，以是都城中无世家，因无世法，遂无世谱。自三四传后，子孙遂不识认，名字不相通，凶吉不相问，况共承祭祀，共为宴享矣乎?以是虽有同族，实为路人，孝爱以是而衰，风俗以是而薄，可慨也已。”(《秣陵盛氏族谱》)盛时泰提到的“国初尽徙城中人于四方，复取四方人实之”，就是指洪武时期的“徙实京师”政策。前文提到，焦家以军籍落户南京，也是明初大规模人口迁徙中的一员。这样的长距离迁徙，削弱了南京居民与原籍地宗族之间的联系。正如焦骇在给日照宗人的信件中提到的，自他父亲焦文杰开始，金陵焦氏与日照焦氏之间的交往几乎完全中断。如果不是因为他日后成为状元，日照族人或许会永远忘了南京城中还有这一宗族支脉。 明初落籍南京的平民家族，不仅与原籍地之间的关系日渐淡漠，更没有与现居地之间的地缘与血缘基础。他们进入城市，不是一种自然的城乡流动，而带有明显的政策强制色彩。这些家族的社会转型，多在正嘉之际。也就是说，以三十年为一代计，一个平民家族由经商、业儒、人仕而迈人士绅阶层，大约要经历五至六代人的时间。金陵焦家就属于其中之一。 然而正如盛时泰所言，“都城中无世家”，晚明南京的新兴士大夫家族虽然支撑起了金陵人文渊薮的形象，但他们与同时期三吴地区由乡村而逐渐迁入城市的望族相比，缺乏宗族的经济与人口基础，也就因之没有持续的发展力。从焦瑞与焦兹的经历，我们已经看到科举道路之艰难。要想在每代人中都复制这种成功，对于一个核心家庭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以一个庞大的“宗族”为依托，才可能实现文化与地位的传承。事实上，当焦城的“五车楼”藏书被后人售卖之时，与他一起创造过南都科举辉煌的朱之蕃与顾起元，也未能避免“后人不能守”的结局。或许是预见到这种情形，他们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也都表现出一种达观与洒脱。 状元朱之蕃于天启四年(1624)去世。朱氏别业“小桃园”在谢公墩北，靠近朝天宫。致仕后的朱之蕃“积鼎彝书画其中，啸咏自得，不干津要”。他在生前不事积聚，乐善好施。临终时对其子说：“人生聚则为形，散则为气，一去来间耳”，对于自己的后事没有一句交待。①朱之蕃的两个弟弟朱之翰、朱之士，都仅仅为生员，一生未能取得功名。朱之蕃的儿子朱从义，以荫人国子监，清顺治五年(1648)任浙江省分巡绍台道。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南直隶贵池人吴应箕(1594一1645)来南京参加乡试并游历各处名园时，就发现朱氏小桃源已经卖给了一个姓于的金坛人。不光园林易主，“朱之书画玩好甲于南中，今皆荡析不存”，这令吴应箕惋叹不已。(《留都见闻录》) 探花顾起元，逝于崇祯元年(1628)。顾起元的遁园，就在南京城西南的杏花村一带。顾起元长子顾道昆，以荫为户部检校；次子顾巽昆，生平不详，巽昆子顾荩诒，为国子监生。顾起元的父亲顾国辅为万历二年(1574)进士，因与张居正不和，以刑部郎中致仕。顾起元的大弟顾起凤，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以鸿胪寺卿致仕。二弟顾起栅，未仕而卒。三弟顾起贞，为天启元年(1621)举人，历任台州州学教授、国子监学正、户部员外郎。可见在顾国辅与顾起元父子两代，顾氏家族在举业上成就不小，因此顾家的社会根基要比焦家更为牢厚。即便如此，金陵顾氏在清代依然未能再现晚明的辉煌。其后代之中，业儒者多以诸生终老，生计日蹙。至顾起元的八世孙顾得胜，“咸丰初以贫故从军，为列校，待士卒有恩，提督鲍超重之。所战辄捷，存升至副将”，后战死于广东嘉应。顾氏以金吾卫籍徙南京，到明末走上仕途，再到晚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从军，似乎经历了一个家族身份的轮回。这也反映出明清之际以科举为正途、既单一又充满变数的社会流动体制。对于晚明南京状元焦□(特殊字体)生平的了解，也不能脱离这一大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