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超级畅销书《向前一步》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作者亚当·格兰特 联袂推出。李开复倾情推荐！
    向前一步，做出最好的选择。
    你是否有过落寞失意的时刻？
    你是否有过痛彻心扉的经历？
    你是否有过肝肠寸断的体验？
    如何从挫败中振作起来，再度改写你的人生？
    如何做出另一种选择，让自己更加强大？
    2015年5月，商界风云女神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猝然离世，她的世界也随之坍塌。之后，沃顿商学院知名心理学家兼谢丽尔的朋友亚当·格兰特来到她的身边，帮助她一步步站起来，重建复原力，直至重新找到快乐与幸福。
    今天，他们一起撰写了这本感人至深的《另一种选择》，让我们懂得：面对人生的挫败与不幸时，请记得，你仍有另一种选择。
    当生活抛弃你、背离你、让你伤心绝望时，你可以主动寻找活下去的理由，你可以培养内在的复原力，选择另一条积极的人生轨道，再次拥有快乐和幸福。

内容提要

  

    谢丽尔·桑德伯格、亚当·格兰特著的《另一种选择》将谢丽尔的个人经历与亚当关于培养复原力的开放性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及阐述。谢丽尔向我们敞开心扉，从她发现丈夫猝然倒在健身房的地板上开始，描述了她在丈夫去世后感受到的极度悲伤和孤独。然而，本书并没有局限于谢丽尔的个人经历，而是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讨我们该如何克服人生中的逆境，包括疾病、失业、性侵、自然灾害、战争、暴力等不幸。同时，来自不同群体的案例也揭示了每个人都可以培养及提升内在坚韧的复原力，并且拥有重获快乐的能力。
    复原力源自我们的更深层次的内在，也来自外部的支持。即便经历了毁灭性的打击与不幸，我们仍可能找到更多的人生意义，并且学会感恩，从而获得成长。本书还提供了诸多极具实践性的方法，启发我们积极地帮助他人，培养自己的同理心，乐善好施，教育出更加坚毅的孩子，创建具有复原力的家庭、职场和社区。
    戴夫去世两周后，当孩子们准备参加学校的亲子活动却没有父亲的陪伴时，谢丽尔痛苦地对朋友说：“我只想要戴夫。”朋友说：“既然选择A已经不存在，你就只能考虑选择B了。”
    是的，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人生中的选择B，这本书将帮助我们充分了解选择B，向前一步，乐观积极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失败，重新找到快乐与幸福。

    我向全世界人民强烈推荐这本鼓舞人心的《另一种选择》。没人逃得过悲伤、离别或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找到自己的选择B。
    ——马拉拉·尤素福扎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谢丽尔无比真诚地讲述了让她心碎的经历，同时，她和亚当·格兰特一起将她的故事变成了这份强大的实践指南。这份指南适用于每一个期望在生活、社区和公司培养复原力的人。一本书想得到读者的共鸣很难；给读者提供具体实施步骤，以帮助他们创造更好的未来，更难。但是，《另一种选择》做到了。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
    缜密、深刻、可读性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在面对困境时都需要了解复原及自我救赎的力量。这本精彩感人的《另一种选择》没有回避每个都会面对的不幸和挫败，它生动地给出解决方案，既鼓舞人心，又具有启迪。
    ——布赖恩·史蒂文森 平等司法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创始人，著有《正义的慈悲》（Just Mercy）
    这本书既感人，又让我们充满希望。书中讲述了许多经历过不幸与痛苦的案例，同时也阐明了人类具有复原力，以及变得更加强大的能力。
    ——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作者
    《另一种选择》是精彩的回忆录，是心灵疗愈的训练营，还是在面对人生重大变故时重生的实用案例集，它能够启发并鼓舞读者。
    ——谢丽尔·斯特雷德，《走出荒野》作者
    《另一种选择》不仅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而且它也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人生指南，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挫败时重建自信，变得更加坚强。
    ——李开复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前言
第1章  重新呼吸
第2章  房间里的大象
第3章  友谊的“白金法则”
第4章  自我同情与自信
第5章  成长到死
第6章  重拾快乐
第7章  让孩子更具复原力
第8章  一起寻找力量
第9章  在失败中不断学习
第10章  再次爱，再次欢笑
共同创建复原力
致谢
注释

前言

  

    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
    1996年夏天，我和戴夫·高德伯格初次相遇。那时我刚搬到洛杉矶，共同的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餐后再去看电影。电影刚开始，我马上就睡着了，我的头倚在了戴夫的肩膀上。后来，戴夫总是喜欢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当时他认为，我对他有感觉，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谢丽尔在任何地方都会倚着旁边的人睡着”。
    戴夫很快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而且，洛杉矶对我来说也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他带我结识了一些有趣的人，还告诉我一些可以避开交通堵塞的小路，帮我制订休闲计划，确保我在周末和假日有事可做。是戴夫，引领我接触互联网，给我听我之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在他的影响下，我变得越来越酷了。在我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戴夫毫不避讳地安慰我—要知道，我的前男友可是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即便在睡觉时，他的床下都放着上了膛的枪。
    戴夫总是说，他对我一见钟情，但他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我“变得足够聪明，能摆脱其他衰人”后，才开始和他约会。戴夫做什么事情总是先我几步，后来我也慢慢赶上了他。那场电影之后又过去了6年半，我们紧张兮兮地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周的旅行。我们都知道，这场旅行，要么会把我们的关系带往一片新天地，要么会把我们“伟大的友谊”毁得一干二净。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
    戴夫是我的精神支柱。每当我觉得沮丧的时候，他都能保持冷静；每当我焦虑的时候，他都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我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会帮我理清脉络。就像所有的已婚夫妇一样，我们的婚姻也有起起伏伏。不管怎样，戴夫总是让我感到，我被深刻地理解着，我被坚定地支持着，我被全然地深爱着。我一直以为，我将倚着他的肩膀，度过余生。
    婚后11年，我们一起去了墨西哥，为我们50岁的朋友菲尔·多伊奇庆生。我的父母在加州帮忙照看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能够有一个二人世界的周末，戴夫和我都很兴奋。星期五下午，我们闲坐在游泳池边，用iPad（苹果平板电脑）玩着《卡坦岛拓荒者》游戏。我赢了，但是我的眼睛不争气地总是想闭上。当我意识到疲劳感不能使我保持胜利的果实时，我对戴夫说：“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我退出游戏，蜷起身体睡着了。那天下午15点41分，有人抓拍到一张照片：戴夫拿着iPad，坐在他的哥哥罗伯和朋友菲尔旁边，我在他们身前地板的垫子上睡着了。戴夫在笑。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醒了，戴夫却不在椅子上。我和朋友们畅游了一会儿，想着他可能按原计划去了健身房。后来，我回房沐浴，发现他也不在房间里，我有一点儿诧异，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接着，我为晚餐挑选了衣饰，查了邮件，给孩子们打了电话。儿子很不开心，因为他和朋友没有遵守游乐场的规则爬上护栏，戳坏了帆布鞋。他哭着认了错，我告诉他，我欣赏他的诚实，我会和他爸爸讨论一下，要从他的零花钱中拿出多少来买双新鞋。这个四年级的小男生想尽快有个结果，催着我快做决定。我说这类事情需要我和他爸爸共同决定，所以只能第二天告诉他答案。
    我离开房间下楼，戴夫不在。我走向海滩，和朋友们会合，戴夫也不在。我慌了，一定有事发生。我朝罗伯和他太太莱斯莉大喊：“戴夫不在这儿！”莱斯莉愣了一下，然后大叫道：“健身中心在哪儿？”我示意前方不远处的台阶，我们开始奔跑。直到现在，我仍能体会到当时我的身体和呼吸中的紧张感。此后，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让我的心脏狂跳的“健身中心在哪儿”这句话了。
    我们在椭圆机旁边的地板上找到了戴夫—他的脸微微发蓝，偏向左侧，他头下有一小摊血。所有人都开始尖叫。我给戴夫做了心肺复苏，然后罗伯接替了我。医生来了之后继续接手。
    在救护车上的那半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30分钟。戴夫躺在担架上，医生在为他救治。被朋友们安置在前座上的我哭着央求医生告诉我，戴夫还活着。我心如刀绞，医院怎么那么远，为什么有那么多车挡住了我们的路。抵达医院后，戴夫被医护人员带进一扇沉重的木门，我被拦在外面。我和菲尔的太太玛恩·莱文坐在地板上，另一位好友抱着我。
    仿佛等了一生那么久，之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医生走进来，坐在桌子后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离开后，菲尔的一个朋友走向我，轻吻我的脸颊，说：“节哀顺变。他的话和礼节性的吻令我恍惚地看到未来，我知道，正在经历的这一幕会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在将来上演。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和戴夫道别。我当然要去说再见，我怎么舍得离开他。我以为，只要我待在那个房间，抱着戴夫，只要我不离开，戴夫就会醒来，带我逃离这个梦魇。这时，同样悲痛的罗伯告诉我该走了，我走了几步离开房间，然后又转身跑了回去，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抱住戴夫。最后，罗伯慢慢地把我拉开了。玛恩陪着我走过长长的白色走廊，她环着我的腰，支撑着我的身体，防止我再跑回那个房间。
    我的余生就这样开始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我不曾选择的人生，也是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生。这一切都令我无法想象。之后，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告诉他们，爸爸走了。孩子们尖叫着，我哭喊着。葬礼上，人们说起戴夫时用的是过去时。我的家里也突然出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草草地吻着我的脸颊，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话：“节哀顺变。”
    到达公墓时，孩子们下了车，哭倒在地上，他们一步也走不了。我躺在草地上，紧紧地抱着他们。孩子们的表亲也来了，他们和我们躺在一起，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哭泣的人堆。一向保护孩子们远离伤痛的成年人的臂弯，在此刻却不再温暖有力。
    诗歌、哲学和物理学都告诉我们，时间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是均等的。戴夫离开后，时间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天又一天，孩子们哭泣着，尖叫着。他们不哭的时候，我伤感地看着他们，等待着他们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时刻。而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大部分都是憋在心里；有些时候，我也会忍不住释放出来，填满其他空间。我被空虚占满了—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我甚至无法呼吸。
    悲痛是个极其苛求的伙伴。戴夫最初离开的那几天、那几周、那几个月，悲痛一直都在，它不只隐藏在海平面之下，还浮上了海面，细密、绵长，挥之不去。然后，悲痛又像海浪一样，急卷起来，冲刷撞击着，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抛出身体一样。在那些时刻，我感觉自己连多一分钟的痛苦都不能再承受，更别说一个小时了。
    我常常回忆起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板上，我仿佛看到他的脸在天际浮现。每到深夜，我都会大声呼喊，喊进那虚无：“戴夫，我想你！你为什么离开我？求求你，快回来！我爱你……”每一晚，我都哭着入睡；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再经历同样的情绪。我不相信，没有他的世界还会继续运转。其他人怎么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生活下去呢？
    而且，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带有杀伤力。女儿在“家长之夜”活动上给我看她在8个月前开学第一天写下的话：“我上二年级了，我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女儿的话像破碎的玻璃球一样击中了我。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会想到，在二年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会失去父亲。二年级！我看了看握在我手里的她的小手，再看看她甜美的小脸—她盯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她写的文字。我颤抖着，脚步蹒跚，差点儿跌倒，我只能假装要不小心跌倒了。我们一起走在教室里时，我一直看向地面，躲避着其他家长的眼神，避免彻底崩溃。
    所有的纪念日更令人伤心。戴夫总是会把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当成大日子—他会在孩子们走出家门的时候，拍很多照片。我也试图激起热情去拍相同的照片。这次，女儿生日那天，我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我的母亲、妹妹和玛恩陪着我。我感到自己下不了楼，也活不下去了，更别说在生日会上强颜欢笑。尽管我知道为了女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也知道为了戴夫，我必须这样做，可是，我只想和戴夫一起做这些事。
    当然，我在生活中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剪头发的时候，我提到自己入睡困难，发型师便把剪刀放下，打开包，夸张地拿出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阿普唑仑片。我没有接受他的药，但是我对此非常感激。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父亲抱怨，所有悲伤的书籍都有个糟透了的标题—《死亡，极其重要》（Death Is of Vital Importance），《对它说“是”》（Say Yes to It）—就好像我可以说“不”似的！就在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一本新书又到了：《躺到床的中间去》（Moving to the Center of Bed）。还有一天，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想放松一下，可是电台播放的每一支歌，好像都比前一首更伤感。例如，《我曾经认识的某一人》（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哎！《不是结束》（Notthe End）—我也祈求不要结束啊！《永远年轻》（ForeverYoung）—才不是这么回事儿！《人生如隙，一路走好》（Good Riddance: Time of Your Life）—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最后，我转到了播放《驯鹿的心地比人好》（ReindeersAre Better than People）的那个频道上。
    我的朋友戴维斯·古根海姆告诉我，作为纪录片制作人，他早已学会“让故事自己讲出来”。每一部片子开始拍摄时，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故事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节奏缓缓展开。戴维斯担心我试图去控制自己的悲伤，他鼓励我要倾听悲伤，靠近悲伤，让悲伤自行其是。他太了解我了，我的确找了很多方式与悲伤作别，我想把它放到盒子里，再丢掉。最初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失败了—痛苦每时每刻都掌控着我，即使我看起来很平静镇定，它却一直在那里。我的身体坐在会议室，或者在卧室给孩子们读书，我的心却永远停留在健身房的地板上。
    C.S.刘易斯说：“没有人告诉过我，悲伤会来得如此恐惧。”恐惧持续不停，悲伤永不消逝。悲伤之浪不断地撞击着，直到击垮我，直到我再也不能站立，不再是我自己。戴夫去世后的那两星期是我最空虚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女性朋友的信。她60多岁了，几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她以为能给我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并没有。而且，她的密友在十几年前也失去了丈夫，她们二人都不认为时间会减轻痛苦。她说：“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可以帮到你的方法。”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意义非凡—它摧毁了我的希望。我明白，痛苦不会在某一天消失。我感觉自己完全被空虚包围，漫漫前路，似乎只有无尽的空虚。
    我打电话给亚当·格兰特，他是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和教授。我把这封令人绝望的信读给他听。两年前，戴夫曾读过亚当所著的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 and Take），作为调查猴子公司（SurveyMonkey）的CEO（首席执行官），戴夫曾邀请亚当来公司演讲。那天晚上，亚当来我们家吃晚餐。亚当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帮助我们找到内在驱动力和人生意义，我们还讨论了当今女性面临的挑战，以及亚当的研究如何介入这个话题。后来，我们一起写作，成了好朋友。戴夫去世后，亚当飞过整个美国来参加葬礼。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孩子们再也快乐不起来了，而且其他人也会因为我的这段经历对我小心翼翼。但是，亚当通过数据告诉我，实际上许多孩子在失去父母之后都会有强大的复原力，他们将继续拥有快乐的童年，成年后也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亚当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因这封信引发的绝望，于是他又横跨美国，飞来告诉我，在这看似无止境的空虚中，其实存在着边界。他想面对面地告诉我，尽管悲痛不可避免，但我可以做些事情以减轻我自己和孩子们的痛苦。他说，最多6个月内，50%以上失去配偶的人会度过心理学家所定义的“急性悲伤”（acute grief）阶段。亚当让我相信，尽管悲伤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但我的信念和行动却决定着我多久后会走出空虚。
    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中只有玫瑰。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困境。有时，我们能预见困境的到来；有时，我们则会遭遇当头棒喝—它可能是孩子的突然离世，也可能是令人撕心裂肺的感情破裂，或是梦想未能实现的极度失落。问题在于，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我问亚当，复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种能力，那么我们如何得知自己的复原力有多大？他解释说，一个人的复原力并不是固定的，因此，应该换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增强复原力？复原力是指人们面对悲痛的反应速度和强度，而且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复原力。用我们的身体来打比方，复原力并不是指脊柱本身，而是要加强脊柱周围肌肉的力量。
    自戴夫离世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说过“真想不到”这句话。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戴夫身上，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跟他们交谈—而不是蜷成一个球，悲哀地躲在角落里发呆。我记得有个同事曾在失去了孩子后返回工作岗位，还有个朋友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后买了杯咖啡，我的感受和他们一样。可如今，角色发生了变化，我的回答变成了：“我也想不到，但我没有选择。”
    是的，我没有选择，只能保持清醒；我没有选择，只能熬过打击、悲痛，并且承受“我还活着”的负罪感；我没有选择，只能努力向前，在家里做一个好妈妈；我没有选择，我必须专注，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同事。
    失去、悲痛和失望，都是个人的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境遇，以及相应的应对方式。然而，正是那些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人的善意和勇气，帮我走出了困境。最亲密的朋友向我敞开心扉，陌生人也毫无保留地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建议。亚当非常有耐心，他坚信黑暗终将过去，我也终将走出困境。即使面临生命中最可怕的悲剧，我也可以掌控，不让它扩大负面影响。
    我和亚当在这本书中想要分享我们关于复原力的认知，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写作的，但是为了简便和清晰，故事中的“我”是指谢丽尔，亚当则是以第三人称出现。当然，并非每一天希望都会战胜痛苦，确实不会；我们也不想假设自己经历了每一种可能的挫败或困境，并没有。世界上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能帮助所有人去面对悲痛或者挑战，所以我们没有完美的答案，也根本不存在完美的答案。
    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我们在书中讲述的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其中也有一些令人难以克服的困境。对于每个人来说，复原之路并非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开始的。战争、暴力、性别歧视伤害着个人及团体，歧视、疾病和贫穷会加深悲剧。令人悲伤的真相在于，困境并非总是平均分配，边缘化及被剥夺权利的群体有更多的不幸要去抗争，他们有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对。
    正因为我的家庭经历过痛苦，所以我很清楚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有广泛的支持体系，有大家庭、有朋友、有同事，以及宝贵的财务支持。我也知道，讨论在困境中寻找力量，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减轻我们努力对抗困难的责任。我们需要在社区和公司中做一些事—包括公共政策的实施、人们的互助，以确保更多的人免受痛苦。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去减少悲剧、不平等以及苦难的发生，它们依然存在，我们也必须面对。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化，我们需要从现在起就增强复原力。心理学家已经做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帮助人们从逆境中复原，这些逆境包括失去亲人、失恋、离婚、受伤与疾病，也包括个人事业的失败，以及个人化的负面情绪。亚当和我在回顾这些研究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经历过普通逆境和极端苦难的个人和群体，他们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对于复原力的思维模式。
    这本书的内容有关人类的精神能力，其中探讨了我们如何帮助自己以及帮助他人。我们研究了心理学的复原力理论，以及重获信心和重拾快乐的心理学理论；我们找到了讨论人间不幸与悲剧的方式，以及如何让正在经受痛苦的朋友变得快乐的方法；我们也探讨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去创造拥有复原力的社区和公司，培养内心更强大的孩子，让人们重新学会爱。
    我现在知道，一个人将会在经历创伤后不断成长。很多面临毁灭性打击的人，之后都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并且能找到更深刻的人生意义。我也相信，经历创伤前成长，即一个人不必经历悲剧就可以提前建立自己的复原力，能为面对潜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碍做准备。
    我的人生旅程刚刚过半，急性悲伤的迷雾虽已慢慢散开，可这份悲伤以及对于戴夫的思念仍如影随形。我继续挣扎着，摸索着这本书中讲到的诸多方法。和许多经历过悲剧的人一样，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重拾快乐，并帮助他人走出迷雾。
    回首曾经最黑暗的时刻，现在的我明白，即使在那样的情形下，我的内心也闪耀着希望的光芒。那一天，孩子们在墓地崩溃大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生活中第二糟的时刻，既然我们已经扛过了最糟的那一个，那么这一个我们也一定能扛得过去，未来只会越来越好。”然后，我唱起从小就熟悉的一支歌—“安息平安”，以祈祷平安。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犹太教徒哀悼亡者时诵唱的赞美诗《珈底什》的最后一句。很快，在场的人都唱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唱起来，哭泣停止了。之后，在女儿的生日会那天，我从卧室的地板上爬了起来。整个生日会我都保持微笑，令我惊讶的是，那天女儿过得非常开心。
    就在失去戴夫后的几个星期，我跟朋友菲尔讨论了孩子们的亲子活动，我们达成了共识—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我哭着对菲尔说：“可是我只想要戴夫。”菲尔抱着我说：“既然选择A已经不存在，你就只能考虑选择B了。”
    人生从来都不完美，每个人的生活都存B选项。这本书就是要帮助所有人去面对并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