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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 定价: ¥48
  • ISBN:9787101154320
  • 开 本:32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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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中华书局
  • 页数: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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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传习录》是哲学著作,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王阳明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内容提要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传习录》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同时还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

目录

前言
传习录序
传习录上
  徐爱录 凡十四则
  陆澄录 凡七十三则
  薛侃录 凡三十五则
传习录中
  钱德洪序
  答顾东桥书 凡十二则
  答周道通书 凡七则
  答陆原静书 凡四则
  又 凡十四则
  答欧阳崇一 凡四则
  答罗整庵少宰书 凡四则
  答聂文蔚 凡七则
  答聂文蔚二 凡九则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传习录下
  陈九川录 凡十四则
  黄直录 凡十二则
  黄修易录 凡十一则
  黄省曾录 凡十一则
  钱德洪录 凡四十八则
  黄以方录 凡二十五则
  钱德洪跋
传习录附录
  朱子晚年定论

前言

  

    一王阳明其人其学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嘉靖七年(1529),谥文成,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余姚)人。少年时期随父迁家至山阴(越城,今浙江绍兴),曾筑室于越城外之会稽山阳明洞天,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四大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万物一体”。“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本体论;“知行合一”是贯穿整个阳明心学的内在维度;“致良知”是阳明心学功夫论总纲,内蕴着本体之使然和呈显,以及境界之生成;“万物一体”是阳明心学的境界论,也是心学即本体即功夫义理进路的必然结果。阳明心学是中国心性儒学的高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明儒学案》卷五)可见,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乃至中国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王阳明学术思想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寄正宪男手墨二卷》)而他一生的学术生涯用“前三变”和“后三变”来概括则甚为简易直接。其高足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是这样概括其为学至道经历的:“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王文成公全书》序《刻文录叙说》)这就是王阳明的“学之三变”。而其成贤成圣的教法,钱德洪亦以“三变”概括之:“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王文成公全书》序《刻文录叙说》)王阳明心学形成于明代中叶,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直指当时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知而不行”“知行不一”的颓败气息。王阳明立志于社会道德的重建,提出了“良知”“致良知”说,意在把天理内化于人心,把“心”提到本体地位。同时阳明心学也是儒学自身演变的结果,阳明思想对道禅思想的吸收使原本讲道德义理的心学具有了更多灵活多变的特点,并使之自然地浸染了道佛思想。王阳明对“心”之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则潜藏着某种近代趋向,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王阳明的一生是短暂、波澜壮阔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在个人气质方面,王阳明具有“豪雄”式人格;在精神上,则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这一切影响着王阳明的思想发展方向和学说构建,最终成就了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均有成就的少数几个“兼三不朽”人物之一。
    王阳明的主要哲学著作为《传习录》和《大学问》,后人把他的思想材料汇编为《阳明全书》,共三十七卷。今版《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是最为完整的。
    二《传习录》的成书过程
    《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弟子门人的交游问学的往来语录。目前的通行本《传习录》是由钱德洪最后定稿完成的,其成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薛侃(字尚谦,揭阳人)刻印《传习录》于赣州,即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本刻本语录包含“徐爱录”14则,“陆澄录”80则,“薛侃录”35则,共计129则。其中“徐爱录”载有徐爱与郑一初(字朝朔,揭阳人)、顾应祥(字惟贤,湖州长兴人)、黄绾(字宗贤,黄岩人)三人论阳明学和向王阳明问学的语录。“陆澄录”保存了孟源(字伯生,滁州人)、马明衡(字子莘,莆田人)、王嘉秀(字实夫,辰州人)、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唐诩、徐爱、薛侃等同门问学王阳明的语录与情形。“薛侃录”载有蔡宗衮(字希渊,山阴人)、徐爱、杨骥(字士德,饶平或海阳人)、欧阳德(字崇一,泰和人)、袁庆麟(字德章,信丰人)、栾惠(字子仁,衢州人)、陈桀(字国英,莆田人)、黄宗明(字诚甫,鄞县人)、梁焯(字日孚,南海人)、冀元亨、郭持平(字守衡,万安人)、黄宏纲(字正之,雩都人)、林达(字志道,莆田人)、萧惠、刘观时(字易仲,沅陵人)、马明衡等十六人问学情形。
    嘉靖三年(1524)十月,绍兴知府南大吉令其弟南逢吉增编王阳明与同门弟子论学书信,刊印于绍兴,共二册,即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与中卷(简称“南大吉本”“南本”)。此刻本上册内容为六年前薛侃于赣州印《传习录》本,南逢吉做了重新校对。下册为南大吉选编的王阳明论学书信,南逢吉校对。新版《传习录》收录了王阳明与徐守诚(字成之,余姚人)、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周冲(字道通,宜兴人)、陆澄、欧阳德、聂豹(字文蔚,永丰人)等人的论良知学书信,涉及陈九川、邹守益等弟子。围绕南大吉刻本,阳明弟子在之后的三十年中通过不断的重刻与增减内容,又出现了多个版本,主要者如下:
    1.嘉靖七年(1528),阳明弟子聂豹与陈九川刊刻于福州养正书院的《传习录》六卷精纂本。时任福建监察御史的聂豹与另一阳明亲炙弟子陈九川认为阳明语录时有重复,故与阳明弟子明水“往来商订”,对之“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或上为三卷语录,下为三卷书信。此为对南大吉本的最早修订本,惜已散轶,流传不广。
    首先,以“气”“仁”为基础。王阳明认为人与禽兽、草木,山川、土石等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构成的同类性是万物一体的基础。所以万物“故能相通耳”(《传习录下·钱德洪录》)。王阳明以“气”贯通人与万物,意在将宇宙万物有机化、生命化,从而揭示人与天地万物在生命意义上的内在关联性,为人与万物上下一体同流做了理论基础。正因为人与万物本为一体,所以圣人安全教养昆弟赤子,不过是遂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念”(《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但天下人不同于圣人在于他们不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为他们被“我私”“物欲”等所隔离。因此,王阳明认为,大人之所以为大人,就在于他们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朱熹《西铭论》),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在于他们为形骸所隔。那么,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原因是什么呢?王阳明认为,是因为大人的心之仁体如此。他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也,岂唯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王文公成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大人、小人心同、仁同,唯不同者,在于大人能贯彻一体之仁,从而与万物有生生、贯通、一体之意,其中暗示着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意识。
    其次,爱有差等。“气”保证了人与万物属性上的一致性,“仁”担保了仁心的普遍性,但不能保证仁爱的平等性。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也是有厚薄之别的。王阳明曾举“把手足捍头目”“把草木去养禽兽”“宰禽兽以养亲”“宁救至亲,不救路人”(《传习录下·钱德洪录》)等几组关系,由物及人及己,逐层递进,解读仁之差等。王阳明强调仁爱的差等是“道理合该如此”(《传习录下·钱德洪录》),显然具有先验性,这和良知(心)的先验精神实体的性质是吻合一致的,表明良知仁爱的发动是自然如此的,不须外面强加的。这种有级次、差别的爱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克服了“仁”的泛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同时,王阳明认为万物一体之仁可以转化为义、礼、智、信,这样就把“五常”所代表的社会道德的关怀和仁爱与天地万物人一体之生生之意相联系,具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积极意义和创生意义。
    五 本书整理方式与特点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依据的底本为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本,同时参校了胡宗宪刻《传习录》全本、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本,同时也参考了现代学者的部分整理本。在对原文的校对整理中按照无据从古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对部分现代整理本的校改取其精华或部分扬弃。在对原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避讳字的处理方面,考虑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及本书的普及性,皆采用现代简体字,并作注释说明。同时在注释方面,侧重关注对所涉及人物、地点和对文意翻译和诠释起关键影响因素的典故、经典引文等的考据注释。在翻译中基本遵循直译的原则,对于个别经典引文、典故和范畴如直译不能直接呈现其内涵、外延与价值意义,则在题解中适当做补充诠释。在题解中,重在从阳明心学的视角发挥其微言大义,而不在于纯粹的文意解析,重在突出阳明心学的致思维度、理论特质、思想意义以及对当代人在为人、为学、为事上的启示。基于上述考虑,在原文的分条上,并不泥于原文的条目分段,而是把少部分相邻且主旨一致的条目合而论之。此依题解分类条目方法虽造成与原文的不一致,但并不影响文意表达,此在《传习录》的不同版本中时有类似情况出现。
    总之,呈现于您面前的这本书凝聚着编著者研读《传习录》的感受与心得,或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陆永胜
    二〇二一年十月